30年代初至1949 年，广州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与文学创作实际密切结合，除作家作品评论外，主要是文集序跋、作家创作经验谈，还有文艺社团的宣言文告、文艺报刊的发刊词等。欧阳山在民国16 年发表《至情文学论》，民国21年出版中篇小说《单眼虎》后写了《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倡导广州方言文学。杜埃在30年代初发表了几十篇散文，写了《我的创作经历》，提倡反映生活求真求实的文学主张。在诗歌理论与批评方面，广州诗坛社（后称中国诗坛社）创办的大型诗刊《广州诗坛》（后为《中国诗坛》），十分重视诗歌理论与评论，开辟了“诗歌论坛”、“诗歌批评”、“诗人研究”等专栏，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如郭沫若的《开拓新诗歌的路》、茅盾的《为诗人们打气》、蒲风的《现阶段诗人的任务》、林焕平的《关于诗歌观念的倾向》、雷石榆的《新歌谣的创作问题》等，对诗歌如何服务抗战，如何提高艺术质量，如何实现大众化等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

建国初期，广州是华南文联（1950 年10 月成立，1960 年改为广东省文联）以及广东省作家协会的驻地。广州市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除在广州市文联开展活动外，大都与广东省作协紧密相联。文艺理论与批评工作者主要是省、市文艺部门的领导及干部、报刊文艺编辑及高等学校文艺理论与文学史的有关教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主要围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文艺工作者如何把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从思想感情上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如何深入地反映新的生活，如何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根据文艺创作实践提出的问题，开展文艺理论与批评工作。

建国后前17 年，对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结合创作实际进行了研究，对重要的作家作品都进行了认真的评论。评论集如肖殷的《鳞爪集》、杜埃的《论生活与创作》和秦牧以散文体裁撰写的文艺理论集《艺海拾贝》等，都深受群众的欢迎。但1956 年，广州在文艺批评上开始出现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对描写刘永福抗法斗争的历史粤剧《刘永福》、对反映渔民生活的小说《渔港新事》的批评上。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严重挫伤了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发展。1958年刮起的“浮夸风” 、“共产风”， 1959 年的反右倾，使文艺理论批评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教条主义和简单粗暴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60年代初，广州文学界学习和贯彻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 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1962 年陈毅在广州举行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剧作会议上对文艺界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这一年中央文化部和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改进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即《文艺八条》），检查和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广州的文艺理论批评由于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注意到发扬艺术民主和尊重艺术规律，在6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文学理论批评也显出兴旺的景象。1961年，作协广东分会在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肖殷主持下，在《羊城晚报》上展开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批评了文艺评论中的形而上学的庸俗社会学。1962年结集出版了《典型· 批评方法及其他》，对文学创作起了良好的作用。《作品》以及《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三报的文艺评论版，对建国后出版的优秀作品作了恰当的评论。如对长篇小说《三家巷》、《山乡风云录》、《北山记》、《绿竹村风云》、《香飘四季》等，中、短篇小说集《黄金海岸》、《冰消春暖》、《香港屋檐下》等，散文和报告文学集《珠江岸边》、《花城》、《红花岗畔》等，话剧《珠江风雷》、《南海长城》等，电影《南海潮》、《香飘四季》、《故乡情》、《大浪淘沙》等，诗集《甘工鸟》、《向秀丽》等作品，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出现了创作与批评同步发展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也深受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专制主义的祸害，正常的、科学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冰封了。当时，报刊上文艺评论版除少数批判“大毒草”的“大批判”谩骂式的文章外，其余多是受“左”倾思想影响的评论。最初有一类是把好作品当“毒草”来批的评论，一类是批判所谓“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等“黑八论”的文章，还有一类就是吹捧“革命样板戏”的。到了后期，文艺理论批评则被纳入“学习样板戏经验”、“三突出”、“写走资派”的歧途。《广东文艺》1976年 、6月7号先后发表的《努力塑造同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努力揭示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两篇万言之作，就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影响下，宣扬错误思想理论的东西。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广州地区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得到复苏。广大理论批评工作者立即投身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艺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并站在全国斗争的前列。1977年第2期《广东文艺》发表评论员文章《应该认真清除流毒》，第6期发表了黄展人的《拨乱反正、阔步前进》，批判了上述有严重错误的两篇评论，深入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反革命文艺路线的罪行。1977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的座谈会，有3位省委书记和200多位文艺家参加座谈及研讨活动。 9月，省文联和省作协恢复并开始活动。1976年广州市文联恢复，成立创作评论部，组建了文艺理论委员会，使文艺理论批评工作逐步活跃起来，对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及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和评论活动。广州市文联主办的《广州文艺》解放思想，在文学理论上作了多次有益的探求。1979年2月，发表饶芃子的《谈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引起较大反响。1979年第6期发表了舒大沅的《也谈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问题》，展开悲剧问题的争论。之后，发表了黄伟宗的《关于悲剧的悲剧——悲剧讨论有感》、陈平原的《悲剧人物杂谈》以及曾小帆、饶定国《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悲剧讨论的两封来信》。这次讨论启发思考、活跃争鸣，打破了广州市以至广东省文学评论界一度寂静的局面。

　《广州文艺》在肃清流毒、解放思想、活跃争鸣、繁荣创作的思想指导下，1979年第4 期发表黄伟宗的《提倡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引起社会上、文学理论界的极大反响。接着发表冯放的《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质疑》、湘衡吉的《不是创作方法，而是文学流派》、吴永福的《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异议》，均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论点提出了不同观点，并持批评的态度，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入探讨起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