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围绕革命问题，在提倡还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民国 年 月，如西发表了《报纸副刊与文坛》 17 12 、《论茅盾的小说并及国内文坛》，认为“文学的国土里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决不是给一部分人独占了去，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应用到自由平等的文学的国土上来，更是我极力反对的”。民国19年4月，胡春冰等创办《万人杂志》，提倡一种“为万人阅读而为万人所有”的文学。胡春冰以“春英红雨”笔名在《万人文学论》中明确宣称“社会的生活应当是万人所共有，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也应当是万人所共有”。是年，毛一波在《万人月报》、《万人杂志》先后发表《文学集论》和《新文艺运动的必要》，提出“不必去创立什么无产阶级文艺”，否则“有陷于文艺上的无产阶级独裁的危险”；提出了一种“新艺术派”，提倡“做到艺术为万人所有，为万人的生命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力”的“新艺术”。这些实际与胡春冰的“为万人所有”论调一样。

针对上述观点，寒光发表了《文学家向哪儿去了？》，指出“文学的内容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新兴的革命阶级要起来夺取政权”，“文学便给他们做了斗争的武器”，这是历史的必然。接着，何厌的《略略检讨一下春英红雨的万人文学论》，批判了胡春冰的错误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文艺产生的必然性。欧阳予倩在《戏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批评了否定艺术的宣传作用，又指出要注重艺术，强调了文艺的思想性和它的宣传作用与艺术性的要求的统一。民国22年7月，赵成城发表《广州新兴文学运动的当前任务》，初步运用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九一八”事件以来广州文艺的形势，指出许多人的“艺术理论是二元的”，“还不曾有意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深入研究”。他指出“万人文学论”，实际上是胡秋原提出的“第三种文学”论，但“第三种文学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并强调目前“促使和加快同路人向共产主义运动接近的过程，是批评的任务”。这样就避免了“左联”曾有过的“左”的错误和关门主义的倾向。

广州“左联”被破坏之后，文艺活动处于低潮，但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又逐步活跃起来。民国25 年4 月，鲁迅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的缺陷，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广州的文艺理论界呼吁停止有关争论，并在抗日问题上联合起来。同年10 月鲁迅逝世，广州进步文化界举行庄严的追悼会。接着，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在民国25 年12月1日《小说家》上发表的宣言中宣告： “无论汉奸怎样粉饰、投降、欺骗和屠杀，中华民族只有一条心和一条出路——就是民族解放战争！”它号召文艺工作者要“用笔来发动群众，粉碎敌寇，捍卫祖国，要从旧的文艺形式中解放出来，创造方言文学，开拓艺术界的未来！”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杜埃、温流、李门、楼栖、赖少其、刘仑、谢家因等150 人，这是岭南文艺界一次空前广泛的大团结，从而翻开现代文学中第三个10 年的新篇章。

抗战爆发后，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感召下，文艺大众化问题又引起讨论。围绕能否利用旧形式、如何利用旧形式的问题，穆木天的《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黄绳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二三意见》、杜埃的《旧形式利用问题》都肯定旧形式可以利用，并要在有所扬弃、有所创造的前提下去利用它。民国29年以后，又一次围绕“关于民族形式的创造问题”，“新文艺外来影响的问题”展开讨论。华嘉的《论方言文艺》以及其他作家所写的许多文章，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最后，邵荃麟、冯乃超写了《方言文学问题论争总结》，批评了讨论中出现的两种偏向：一种是以方言存在某些偏僻性和原始性，否定方言文学；另一种是以为“越俗越好”，“越怪越妙”，不作任何的加工和提炼，也不敢引进新的东西，这也就等于取消方言文学。他们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出发，指出“方言文学是为了文艺普及的需要”，“并不会破坏语言的统一”，随着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各地老百姓交往的密切，将来大家都可以学会相通的普通话。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香港开始于《大公报》副刊《文艺》举行的专门座谈会。广州被日军侵占后，广州的许多文学理论家、作家去了香港，不少被邀请参加讨论。他们认为，提出并讨论民族形式问题实际上是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反思。杜埃发表的《关于利用旧形式问题》，认为民族形式是植根在现实生活土壤之上的，它“移不到英国，也移不到苏联，它恰恰是中华民族的”。这次讨论，一直延续到战后，明确了“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郭沫若在《文艺生活》广州光复版新一号上，以代发刊词发表的《人民的文艺》中，极力反对那些为少数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庙堂文艺”。茅盾在1946年 3月 24日向广州文艺界的演说《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中指出，我们要有人民民主的内容，还要有人民喜爱的形式，明确提出“都市和县镇的小市民，也是我们的工作对象。都市的小市民，例如广州的，现在还有百分之八九十之多，是沉缅于低级趣味的富有封建毒素的读物之中。我们如果以为这是一件小事，那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应当从这些封建的低级趣味的读物的氛围中争夺市民群”。通过这些讨论，文艺界加深了对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的理解，使广州新文艺沿着进步的革命道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