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广州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相互作用，同步发展。广州地处南方，早开门户，鸦片战争后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诗人亦多与海外交往，吸收异域学术文化，富有革新精神。著名诗人张维屏的诗歌理论集中表现在《论诗绝句二十四首》中，以“风骚两种为诗祖”，主张“因流溯源，循末以返本”，反对崇古和拟古的空气，强调诗要反映现实生活，注重性情，强调真实。他在《复龚定庵舍人书》中提倡通达、自然，“不执成见，不囿偏隅，随感而通，因物以付，如风行水，如水行地……”在《松心集自序》强调“人有性情，诗于是作”。这些主张是龚自珍的“诗界革新”理论在广州文坛的回响，反映了广州诗坛转向现实、追求革新的历史性变化。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提倡新学，多年在广州从事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在其诗集《自序》及《日本杂事诗序》、《人境庐诗草序》中，均表现了他继承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传统、有较进步的文艺思想。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饮冰室诗话》是其“诗界革命”的总结性著作。吴沃尧（趼人）提出以历史小说教育读者，强调通过艺术手段使小说有趣味，但又不要失实。黄世仲的小说理论特点是关注国民性问题，强烈批判毒化国民的“神道”，提倡用小说“以振国民之精神”。其小说理论体现了吸收西方理论、继承与革新传统理论的兼容精神，比维新派的“小说界革命”理论有了进步。20世纪初丘逢甲在《人境庐诗草跋》中称赞诗界革命巨子黄遵宪“茫茫诗海，手擘新洲”，“变旧诗国为新诗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丘逢甲到广州以后，在《秋怀五叠前韵八首》中写道：“渐习土风思载笔，欲将盘古起编年”，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土风”，为新诗创新。又在《五百石洞挥·序》中称赞文论家丘菽园（新加坡文化人）：“以谈诗为主义，然标举襟灵之外，留心风化，尤为天下有心人所同许。”他呼喊“诗界唱革命”，重开诗史，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是出于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广州诗坛“诗界革命”的走向。在晚清崇尚拟古主义的正统诗坛中，他紧步黄遵宪之后，“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了广州近代诗歌发展的新潮流。

辛亥革命后广东仍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封建思想仍占据广大地盘，黑幕小说、艳情文字十分流行。民国 6 ~ 7年（1917 ~ 1918）间，《广州礼拜六》、《广州中外小说林》、《妙谛小说》等广州最流行的刊物都以小说为主，内容五花八门，多是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刻意迎合小市民趣味。民国 9 年 4月出版的《南风》创刊号在《广东的文坛和写实小说》中尖锐指出：“销售最广、种类最多的，全是最无聊、最卑鄙、最易陷意志薄弱者于污浊的故事。”《南风》除发表作品外，每期的内容都以文学的论著和译文为中心，积极介绍外国文学理论批评。如陈受颐的《美国新诗述略》、陈荣捷的《诗翁雪莱的研究》、甘乃光的《白浪宁研究》、陈婉的《西班牙情诗选》、yd 的《爱尔兰两大诗人的思想》等。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论著是刘思慕的《昨天以来的诗坛》，批评当时流行着的“颓废派”和“唯美派”，指出当时诗坛“富于情绪感觉而缺少哲学思想”的倾向性缺陷。还有杨澄波的《唯实主义》，详尽论述了世界文学史上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这些以外国文学为借鉴，评析中国诗坛现状，提倡写实文学的论文，表现了广州早期新文学发展的理论导向和开放格局，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朱执信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过程中，便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传播到中国来。 年，朱执信在《民报》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 1906 ，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对岭南新文化运动起了启蒙作用。他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拥护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在《广东土话文》中指出：“白话是活的，文话是比不上的”，认为白话文在艺术上“自然”，在应用上“明白”。后来他用白话写下了岭南最早的新诗和小说，成为岭南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杨匏安在民国8 年下半年于《广东中华新报》副刊发表《美学拾零》，以两万多字的译文，介绍西方美学思想；还连续发表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这是广州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民国9年，谭平山与谭植棠、陈公博回到广州，创办了《广东群报》（次年成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是广东第一家全部采用白话文的报刊。该报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对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民国12年，岭南大学成立广州文学研究会，出版《文学旬刊》，主编陈荣捷写了《诗的真功用》，认为“文学的责任是表现人生和批评人生”，应该通过想象表现“理想的要素”，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反对庸俗的色情的及徒有形式之美的不良倾向。

民国14 ~ 16 年初，广州处于大革命高涨时期，大批北方作家南下，推动了广州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发展。民国14年5月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革命与文学》一文，批评当时流行的一种论调：“革命和文学是冰炭不相容的”，“文学是度越流俗、超然物外的”，明确指出文学是社会上的一种产物，现在时代所需要的是革命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章。成仿吾在广州也写过许多论述文学与革命的文章。如《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打倒低级趣味》等。他反对把革命文学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指出：“只要他所传的感情是革命的信仰，能在人类死寂的心里，唤起对于革命的信仰与热情，这种作品便不能不说是革命的。”

民国12 年 1月，茅盾来到广州，后接编《政治周报》，发表多篇政论文章，支持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及《广州文学》旬刊的工作，并曾应肖楚女的邀请到农讲所讲过革命文学。

民国 16年1 月，鲁迅到广州，在广州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他先后发表演说，作了《读书与革命》、《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勉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强调“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3月14 日应邀参加南中国文学会的成立座谈会，对欧阳山等20几位文学青年提出的问题作了热诚的回答，阐述了文学的作用、文学与革命以及创作问题，为扶植广州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做了许多工作。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他还作过题为《读书与杂谈》、《魏晋风骨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鼓励青年冲破反动派的思想禁锢，“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反对脱离实际和不负责的批评。后一次演讲更是以古讽今，痛斥了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广州文坛陷于苦闷和荒寂之中。民国17年12月著名

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来到广东，在三年时间里他先后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并创办了《戏剧》杂志和出版《戏剧》周刊，介绍了外国进步的戏剧理论，宣传戏剧改革的主张，推动了中国戏剧改革运动。他撰写了《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粤剧北剧化的研究》、《自我演戏以来》等许多论文，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种种错误理论，提出“我们很迫切的要求能直接表现人生的戏剧”。他在《今日之写实主义》中强调“戏剧本是社会的反映，有什么社会，便有什么戏剧”，“我们的戏剧尤其要注重现实！”他向往民主，揭露黑暗现实，关注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在宣传戏剧改革理论的同时写了不少剧作，组织公演，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岁月中，冲破了广州文艺界死寂的空气，促进了广州话剧的成长。

民国 19年 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宣告了“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这对广东文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州的左翼文艺运动，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所掀起的抗日反蒋怒涛的触发和推动下，从活跃而走向高潮。民国22年4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成立，下设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下称广州“左联”），积极组织作家参加革命实际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推动革命文艺创作，粉碎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结成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联合统一战线。在这期间，广州文艺理论与批评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对“万人文学论”的批判。民国23 年1 月，广州“左联”遭到破坏，停止活动。

民国21 年 9月，欧阳山发表了《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指出要“使文艺在可能的最短期间内和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必须有着使他们了解和爱好的充分作品”，“新文艺作品虽然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却不曾为人民大众所阅读，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和龚明、草明、易巩等都认为“文艺工作大众化的问题最先而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文学用语的问题”。于是，他们提倡方言土语文学，创办《广州文艺》周刊，发表用广州方言写作的粤语小说。寒光（楼栖）也发表了《由文艺大众化说到粤语文艺》，认为“应该站在普罗文学的立场来讨论”大众化问题，不但要解决“用什么话写”，而且首先要解决“写什么内容和用什么立场观点去写”的问题。潘皮凡也在《一般艺术》第 4期上，发表了《文艺大众化与粤语文艺》，进一步论述了上述观点，并批评了胡春冰以粤语文艺存在的困难和缺点，而否认文艺大众化的观点。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虽侧重于语言和形式问题，但从理论上提倡大众化，要求作家自觉地用通俗的方言、形式来写作，要为人民大众所了解、所接受，对推动革命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