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决群众生活、生产问题

　　建国初，群众来信来访多是要求解决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其次是申诉控告问题。1950年8月～1951年12月，市委办公室群众来信组共收到群众来信106件，接待群众来访2人次。其中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和工作出路的33件，申诉控告信25件，反映干部作风问题的23件，要求退还房屋产权的11件，其他问题14件。来信组将大多数群众来信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1954年，群众来信来访达到高潮，全年党群系统共收到群众来信154567件，接待来访群众43129人次。其中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和工作就业问题的占40％，1955年第一季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37126件次，其中要求就业和救济的占53.1％。在这些来信来访人员中，多数是社会上的失业工人、店员，其次是一部分复员军人和倒流城市的农民，还有些是从香港返回内地的失业人员和部分劳教释放人员。有些上访人员情绪激动，甚至悲观埋怨，有的围住接访室久久不愿离去。

　　市委办公厅及时将这一社会情况向市委作了反映。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和工作出路问题，市委决定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组成临时“工赈队”，参加各种行业的劳动，以达到生产自救的目的；对无劳动能力的人员，则给予尽可能的社会救济。市委办公厅于1955年3月17日发出了《关于人民来信来访中要求就业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经各级劳动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努力，当年有一大批失业人员参加了“工赈队”。其中仅市劳动局就组织了600多人；同时民政部门对确需救济的困难人员给予了救济，为群众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缓和了群众情绪。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群众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的来信来访明显增多。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口粮定量标准低，尤其是儿童，由于口粮标准太低，已影响孩子的健康发育；食堂经营管理不善，浪费现象严重；自由市场物价太贵，副食品质量差；商业系统“走后门”现象严重；有的工厂企业劳逸结合处理不当，要求工人加班过多；一些干部生活特殊化，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对这些情况，市委办公厅信访科都及时向市委作了反映。许多典型信件市委领导亲自作了批示。有关部门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及时调整了儿童口粮定量标准，解决了儿童口粮过低的问题，对食堂管理、食品质量差 、商业人员作风、劳逸结合等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群众反映很好。

　　由于经济困难，一些群众给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有的言词激烈，甚至发牢骚；有的对党不满，对党的方针政策表示怀疑。对此，市委强调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于1961年7月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群众意见，认真负责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信访部门根据市委的指示，针对来信来访者的思想认识，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使来访群众消除了对党的疑虑和不满，增强了人民群众战胜暂时困难的信心。

　　80年代，群众反映关于住房困难、环境污染、交通卫生、产品质量、生活福利、物价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信访部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据统计，从1980～1990年，市委办公厅信访处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0.84万件次。其中60％以上都是与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实际问题。例如1985年10月，一位企业职工来信反映，基层广大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住房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信访处将来信摘编《信访摘报》向市领导反映。市委书记许士杰、副书记张汉青、副市长石安海等作了批示，指示市建委对职工住房困难情况进行调查，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市建委在充分调查基础上，拟定了《关于解决广州市人均居住两平方米以下困难户住房问题的方案》，经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批下发，方案提出要解决1.07万户困难户住房，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把解决困难户住房问题摆上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至1990年，已解决住房困难户9468户。又如1978～1979年上半年，信访室收到群众投诉环境污染的来信150多封。最严重的一宗是投诉某化工厂排放的气体有毒，影响鹤鸣五巷小学师生上课，致使师生体质下降，发病率上升。信访室及时将来信综合成《信访反映》向市领导作了报告。市委领导批示市环保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市环保部门经过全面调查，制定了全市整治方案，经与城建部门共同努力，到1982年底，共治理了344家噪声、废气、粉尘污染严重的工厂企业，整治了39个新建小区的居住环境，平整了779条街巷，改造了近郊11个圩镇的面貌。1986年，市又投资2236万元完成了287项治污工程，搬迁了14间污染严重的工厂，并决定对另外81间严重污染扰民的企业进行改造和搬迁，使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水浸街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987年8月7日，红心化工厂某职工等上访反映其子在市第四十四中学毕业，升高中考试分数达该校录取分数线，但学校不发录取通知书，原因是天河区教育局规定凡是住在员村昌乐园住宅小区的中小学生，因穗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赞助学校教育经费，就不给予录取。信访处接访后，向天河区教育局、市穗华房产开发公司作了调查，来访者反映情况属实。即编写了《信访摘报》送市领导。市委书记谢非、副书记张汉青、副市长石安海等作了批示。经市教育局研究，解决了员村昌乐园新住宅小区中小学生的入学问题。为解决其他新建住宅小区类似问题，市政府常务会议作出决定：今后凡成片开发的住宅新村，都要进行教育设施的配套建设，每1万人口居民须建中学1所、小学1所～2所、幼儿园2所～3所，由开发公司负责投资。

　　1988年12月，共产党员龙宝珍给市委领导来信，反映广州市在贯彻中央关于实现干部“四化”的要求中，有一大批50多岁的干部退出了领导岗位，她就如何发挥这批干部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信访处认为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编写了《信访反映》报告市领导，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市委书记朱森林和市长杨资元都作了批示。市委组织部根据领导批示，对全市退下来的50多岁的干部作了调查，于1989年3月发出《关于发挥50多岁干部作用的建议》。这个《建议》指出各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应重视发挥这批干部的作用，并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关心他们，从而稳定了这部分干部的情绪。

　　二、处理申诉信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纷纷来信来访，要求落实政策，再一次掀起了信访的高潮。从1978年12月到1981年上半年，全市党政机关共收到群众来信32万件，接待群众来访19万人次，其中申诉类信访10万余件，占信访总量的20％。在这些申诉类信访中，属历史遗留问题占50％，“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占33％，“文化大革命”后的问题占17％。为了尽快落实各项政策，市委提出“早起步、早结束”的要求，并成立了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信访部门积极配合了这项工作。至1987年上半年共处理群众申诉来信来访12万余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期间信访部门所承担的任务之重，投入力量之大、联系人民群众之广、解决问题之多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

　　(一)平反冤、假、错案

　　这是落实政策中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市审干立案17346宗。市委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立案的各类案件都要进行复查，对冤案进行平反昭雪，对错案进行纠正，对受害人员恢复政治名誉，并合理安排工作，对因冤、假、错案形成的档案材料进行认真清理，对受株连的案件进行平反纠正。市委办公厅信访室积极配合了这项工作，共转办群众来信3.8万件。对其中一些重要案件以《信访摘报》形式送市领导审批，并对各部门落实政策工作加强督促检查。此外，还协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了一些疑难案件，使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4月，市委办公厅信访室收到市民王建华的来信，申诉其儿子廖家谋和另外3名青年因反对“四人帮”阻挠人民悼念周总理，撰写了文章《呐喊》，被诬蔑为“恶毒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并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3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8年、8年。信访室将此信向市委领导作了反映。市委领导批示市法院进行复查。经复查认为确属重大错判案件，决定撤销原判，为这4名青年彻底平反。

　　1978年8月，龙门县永汉公社寥田大队群众给市委来信，反映“文化大革命”中清队时，县革委会某些领导人推行极左路线，在该大队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军”假案。关押揪斗130余人，10多名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被迫害致死，20多人被打致伤残。信访室将来信编成《信访摘报》向市委反映。市委几位负责人作了批示。经市委组织部、市农委、市政法委及信访部门联合调查，情况属实。中共龙门县委于1978年10月，为此案彻底平反，为受害人员恢复了名誉。

　　广州重型机器厂技术员谢遇安1980年多次写信给中纪委以及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反映1969年他因反对“早请示、晚汇报”，被定为反革命关进“牛棚”审查、1977年清查运动中又被列为清查对象隔离审查直到1978年8月，要求平反。信访室将其申诉向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市委领导杨尚昆、欧初等作了批示。经广州重型机器厂党委复查，认为对谢遇安的审查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并向全厂职工宣布为谢遇安落实政策。

　　(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市委提出在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要基本上完成落实政策的任务。根据这一要求，市委办公厅信访室对历年来的信访老案作了清查，共查出信访老案1501宗。这些上访“老户”因土改、整队、审干、肃反、整风、“四清”等运动中某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多年来不断上访，有的人还跑到北京找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访。信访室协助有关单位对这些上访“老户”反映的问题逐一作了复查，要求凡是政策规定应该解决的问题，应尽快给予解决；政策规定不能解决的，也要做好思想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使大部分上访“老户”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市设计院干部陆某，1969年“清队”时定为“逃亡地主”被遣送回乡，几年来她不断申诉。市设计院先后6次派人到陆家乡调查均未解决。1980年陆到市委办公厅信访室上访，说明她1946～1949年尚在学校读书，并提供了证明人。信访室将陆反映的情况报告市委领导并转给设计院，建议再次复查。经该院第七次调查，认为陆原定地主成分不妥，应改为学生成分。广州市公安局于1980年8月20日批准撤销1969年3月把陆作为逃亡地主送回原籍监督改造的决定。陆回市复户，恢复了干部待遇，补发了工资。

　　原共青团广州市委干部古悦华，因家庭出身问题，在1955年肃反时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审查，1958年下放农场劳动，1962年被迫离职。1985年他写信给市委，要求澄清他的历史问题。市委办公厅信访处派人作了调查。查清古悦华1950年由香港回广州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团市委工作，肃反中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被审查批斗，后又被下放农场劳动。古为摆脱经常挨批斗和被歧视的处境，于1962年被迫离职。信访处将上述事实报告团市委，建议为其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经团市委研究恢复了古悦华的干部待遇。古接到通知后非常感动，表示在有生之年一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尽力。

　　广州邮电系统有600多名干部职工，1969年因政审“不合格”被强迫调出邮电部门，长期以来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们不断给市委来信，甚至集体上访，要求落实政策。信访室将他们反映的情况向市委领导作了汇报。根据市领导指示，市邮电部门将这些人员全部收回，并宣布销毁一切政审材料，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更好地为邮电事业服务。

　　(三)妥善解决回城人员复户复工问题

　　1966年9月，广州市曾把1.13万多人清理回乡，1970年又因“战备疏散”向农村遣送了3.75万余人。多年来这些人不断上访，要求回城复户复工。信访室积极协助公安、劳动、人事、民政等部门以及各区做好回城人员的安置工作，仅1978年头9个月就接收安置了8200余人。这些人回城以后工作、生活、居住等遇到种种困难。有的人投亲靠友，有的人露宿街头。市委办公厅信访室派人到各区进行调查，将这些情况综合向市委作了反映。1978年11月9日，市委书记焦林义指示：“对疏散人员回城后的住房问题，应认真落实政策，凡是本人原来有房屋的应归还本人。房管部门应负责调剂。”1980年，市委又先后批转了《关于迁到郊区的“四类分子”回市复户后有关生活出路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做好社会人员冤假错案善后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对于回城复户人员的工作生活住房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信访室还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了不少申诉案件，帮助回城人员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如东山区合来小食店职工张勤光，“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地主成分被遣送回乡，1970年，其妻子和子女又被疏散回乡。张不断上访，有关部门一直未作处理。1979年张向市委写来血书要求落实政策。信访室将其情况向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并调来张的档案材料认真查证，认为给张个人成分定为地主证据不足，经与东山区“战备疏散”办公室协商，决定给予纠正，为张全家办理了回城复户复工手续。张听后非常高兴，一次骑车外出不幸发生车祸身亡，但其妻子和女儿仍到信访室感谢党对其一家的关怀。原珠江区业余教师刘某，1954年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教，释放后被送到农村务农，1984年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定属于错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但原珠江区已于50年代撤销，刘回市后无单位接收。他到市委上访要求帮助解决。信访处派人先后走访了东山区政府、芳村区委、赤岗银行和市第五中学等单位，找到当年与刘一起工作的人员了解情况，最后经市人事局与有关单位协商，由荔湾区教育局为刘办理了复职和退休手续。

　　(四)落实房屋及侨务政策

　　1978年上半年，市委办公厅信访室受理私房业主要求落实房屋政策的来信来访636件，其中华侨、港澳同胞来信197件。有些华侨来信反映，由于私房长期被占使他们不能回国定居，在海外造成不良影响。信访室对全市挤占私人住房情况作了调查，编写了“私有住房业主强烈要求落实房屋政策”的《信访反映》，向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市委领导十分重视，梁灵光、张汉青等批示市落实房屋政策办公室、市房管局、市侨办等单位加快落实房屋及侨务政策。1982年，广州市政府作出限期清退“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的华侨、港澳同胞、高级知识分子及爱国人士的私有住房的决定。信访部门积极配合，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当年清退华侨、港澳同胞及爱国人士私房554户，加快了落实房屋政策的步伐。据统计，至1987年上半年，全市共退还华侨和港澳同胞私房产权2.4万户，总面积255.6万平方米；清退侨房1728户；清退高级知识分子私房178户；清退爱国人士私房418户、5.4万平方米。此外还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私人财物的退赔和补偿工作。

　　三、处理举报信访

　　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党和政府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民主监督是宪法规定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民主管理的一种方式。建国初期，群众检举揭发来信来访较少，1950年8月至1951年12月，市委办公室群众来信组共收到群众来信106件，其中检举控告信23封，内容主要是反映少数干部作风不够民主、贪污受贿或控告坏人坏事。1952～1953年在“三反”运动中，群众揭发干部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和打击报复的来信增多。例如，1953年6月～8月，市委办公室群众来信组收到群众来信316件，其中属揭发干部作风问题的来信82件(反映官僚主义的51件，违法乱纪的19件，打击报复的12件)，占来信总数的26％。来信组将这些来信转“新三反”运动办公室结合运动处理。

　　1954年，群众来信来访出现高峰，全年区、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9.77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各类不法分子的来信1.39万件，揭露批评干部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来信9199件，占来信总数的16.1％。1955年，在肃反斗争中，群众不断通过来信来访向党和政府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例如，中区区委在半年中收到检举信88件，检举对象96人，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挖出了一个隐藏在部队内部、解放前曾杀过6名革命者的反革命分子。

　　1957年，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党内开始了整风运动。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数量大大增加，在半年时间里，信访部门收到群众来信6万多封，接待群众来访3万多人次，反映的问题内容广泛，所提问题更加尖锐突出。为妥善处理这些来信来访，市委和市人委于1957年9月12日作出决定，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必须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作为一项经常的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执行，特别是在目前整风运动中应当把这项工作作为边查边改的重要项目之一”。

　　1960年，国家经济出现暂时困难，一些干部购买紧俏商品“走后门”，生活搞特殊化，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群众纷纷来信进行批评，市委多次将群众来信印发给各级领导，教育了一批干部，密切了党同群众的关系。1963～1966年，城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1965年市委办公厅群众来信科受理群众反映“有关阶级斗争动向”的来信1604件，经有关部门查处，揭露了一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的犯罪活动，遏止了一些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闹事的苗头。

　　1977年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许多干部群众纷纷来信揭发、控告、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及其在广州的破坏活动，为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广州的阴谋活动及与该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提供了一批材料和线索。

　　80年代，党内一些干部滋长了腐败作风，群众来信来访揭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等问题越来越多。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信访局在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重视和支持人民群众揭露经济领域严重犯罪行为和批评其他各种不正之风是新的历史时期信访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当年，市委办公厅信访室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信4384件，其中揭发贪污受贿、走私和投机倒把的875件，检举干部以权谋私的1624件，揭发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1569件，控告打击报复的316件。信访室及时将这些来信反映给市领导和有关部门，为深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关部门根据这些线索，立案查处经济案件1264宗，其中大案、要案137宗，万元以上的案件81宗。如市公安局通过一封市民来信破获了一宗内外勾结盗卖百吨燃料油的重大案件；番禺县检察院根据群众来信揭发，破获了一宗走私总值人民币79.2万元、偷漏关税31万元的大案。通过对来信的处理，还打击了一批破坏社会主义的其他犯罪分子。如市公安部门根据群众揭发破获特务案3宗，反革命案2宗，刑事案件570宗，抓获犯罪分子137人，缴获赃款人民币21万元，港币6.4万元，兑换券860元，毒品14.5公斤，以及其他物资一批。此外，对群众揭发一些干部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来信，经过认真调查，对情节严重的作了严肃处理。从1979～1990年，市委办公厅信访处共处理群众检举揭发来信5851件，通过对这些来信的处理，对于打击经济犯罪、端正党风、促进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反映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广大群众从过去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不少群众为了把广州建设成为繁荣、文明、安定、优美的现代化城市，纷纷通过信访渠道对全市各项工作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从1979～1990年市委办公厅信访处共收到群众的批评建议来信3133件，其中不少来信对广州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为市领导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一)教育问题

　　1979年5月，广州市教育局何明等7人给省市领导写信，就如何发展广州市中小学教育，为“四化”培养合格人才问题提出了建议，提出了广州市在中小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杨尚昆、梁湘、钟明、欧初等市领导作了批示。市革委会文教办因此对广州市中小学教育工作的现状作了全面调查并写成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为市领导决定增加教育经费和作出加快广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生产问题

　　1980年1月，市委办公厅信访室收到浙江、山东、南京等省市群众的来信，反映广州手表厂生产的广州牌手表质量差，维修慢。信访室对这一问题作了调查，发现广州牌手表质量确实有问题。随即把群众的批评和调查情况编写成《信访反映》送给市领导。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范华作了批示。广州手表厂领导看了群众来信和市领导的指示，震动很大，立即采取措施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经过1年的努力，终于使产品合格率提高，使产品由滞销转为供不应求。通过这件事，市委、市政府还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工厂企业注意产品质量问题，从而促进了广州市工业生产的发展。1990年1月，珠江啤酒厂共产党员阎贵川来信反映，1989年10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广州市酒类市场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后，造成该厂产品大量积压(积压40万箱)，企业出现困难，建议采取灵活措施。信访处编写了《信访反映》报市领导。市领导看了这条信息，批示市经委、市商委进行研究，明确广州和珠江啤酒厂生产的自销啤酒仍按原来建立起来的正常销售渠道向市内外销售，对销往外地的啤酒，市专卖局一律发放准运证，从而解决了两家啤酒厂的生产和销售问题。

　　(三)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

　　1982年8月，暨南大学关穗给市委书记梁灵光来信，提出广州市城建规划应沿珠江向东发展，旧城改造重点应建设好人民路、东风路和沿江路三条中心干线，同时对公共交通、文化设施、环境污染等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建议。梁灵光指示市委办公厅把这封来信印发给市委常委、副市长及建委、规划局、文化局等有关单位。有关部门对其中立即可行的建议迅速采纳，如更改了部分路名和路牌，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名称。这对保留广州市的历史文化、促进国际交往大有好处。

　　(四)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

　　在改革开放中，广大干部群众非常关心广州市的经济发展，经常通过信访渠道，提出一些关于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建议。如市建设银行张刚、顾中林1982年5月针对一些单位在引进外资项目、使用外资贷款、与外商签订合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点改进意见：一是建立健全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机构；二是总结过去几年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三是有关单位对引进项目应先论证后决策，避免盲目引进；四是市计委、市外经委要加强对引进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指导和审查。这封信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市外经委专门召集市建行、中行广州分行、投资公司及市计委、经委等有关单位进行了研究，认为来信反映的意见很有建设性，并研究决定采取5条措施改进引进外资工作，为避免浪费国家资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五)交通旅游问题

　　肇庆地区水电工程处工程师潘奈安1985年2月12日来信建议，为解决广州西出口交通紧张问题，应将珠江大桥未铺铁轨之处利用起来，建成轻型汽车道，供8吨以下车辆通行。另建一座公路桥或利用解放前留下的旧墩加固建成一座公路桥。这一建议得到市领导的重视。市委书记许士杰、副市长石安海作了批示。经铁路部门同意，对珠江大桥一条未铺铁轨的桥面进行了改造，并于1986年7月1日完工通车，缓解了广州市西出口交通紧张的程度。

　　龙门县外经委干部王绵1981年4月给市委来信反映，龙门县南昆山风景优美，可与庐山、黄山相比，建议开发为旅游点。信访室将这封来信编成《信访摘报》呈送给市领导。市委书记、市长梁灵光批示：“对广州如何发展旅游事业，目前应认真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规划及措施，逐步实现。南昆山和莲花山可以考虑，先把路修通。”经市外经委、服务局、林业局、旅游公司等单位联合调查，向市委、市政府写了《关于开发南昆山旅游区的调查报告》，计划1981～1984年投资700万元进行开发建设。市政府批准了这个报告。南昆山于1985年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旅游景点。

　　(六)文物和文化遗产

　　1978年2月，广东省航道局职工谭建源给市委来信，反映海珠广场原有一座广州解放纪念塑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掉了，建议重建一座解放军战士塑像，以教育群众和子孙后代。这个建议受到市领导同志的重视。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第二书记梁湘、书记钟明等作了批示，促成重建“广州解放纪念像”，于1980年8月1日建成揭幕，恢复了原羊城新八景之一的“珠海丹心”的景点。

　　1982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信访室给广州市委办公厅信访室转来清末海军名将邓世昌第四代侄孙邓敏扬的来信，建议将邓氏宗祠及邓世昌故居遗址列为国家保护文物。市委书记许士杰对这封来信作了批示。市文化局接到市委转去的邓敏扬来信和市领导批示后，由市文物馆进行了调查。后经市政府批准，把邓氏宗祠与邓世昌故居遗址列为文物保护点。

　　(七)精神文明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腐朽现象，如黄色书刊、淫秽录像、赌博、卖淫、吸毒等，对这些腐朽现象，群众反映强烈，纷纷要求给予打击。市委办公厅信访处经常把这些情况综合编写《信访反映》报告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经过开展“除七害”等斗争，打击了这些丑恶现象，促进了广州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例如1990年5月，广东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关广誉给市委写信，反映西濠电影院门前“陪看戏女郎”活动猖狂。市委书记朱森林作了批示，指示市文化局进行查处。市文化局立即召集电影公司、演出公司以及西濠、广州、海珠等3家影剧院和有关派出所的领导进行研究，加强了对文娱场所的管理。

　　五、处理集体上访和突发事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利益格局的调整，群众集体上访逐渐增多。1989年，全市区县以上党政机关处理群众集体上访263批1837人次，其中重大集体上访21宗。群众集体上访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征用农村土地引发了各种矛盾；部分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造成职工生活困难；在旧城区改造中，因拆迁损害被拆迁户群众的利益；各种经济纠纷增多；有的单位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等。群众集体上访，往往是矛盾激化的结果，有时群众情绪比较激动，但是群众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一般属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信访处在处理群众集体上访时始终坚持疏导的方针，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有关规定，使群众的情绪得到缓和，矛盾得到化解。例如，天河区吉山村和黄埔区茅岗村因山林权属问题发生纠纷，300多名群众手持锄头互相对峙，械斗一触即发。在这紧要关头，黄埔区、天河区的信访干部迅速向区领导和市信访部门作了汇报。市委、市政府的信访干部与两区领导立即到现场控制形势，并及时报告市领导。市建委 、市公用事业局等有关部门根据市领导的指示，积极进行调解，化解了矛盾，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在处理群众集体上访中，市委办公厅信访处注意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对不合理的要求也给予耐心的解释。如1987年3月，白云区刚建立时，市决定把原属天河区沙河镇管辖的柯木塱、新塘、鱼沙坦3个村划归白云区，遭到这3个村群众的强烈反对，联名写信给市委，要求改变决定。市委办公厅信访处及时将情况报告了市领导，并派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调查，发现群众要求归沙河镇管辖的原因是考虑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与沙河镇的经济联系问题。于是市政府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把这3个村仍划归天河区管辖，很好地解决了矛盾。

　　信访处还尽量把群众集体上访化解在萌芽状态，对可能引起群众集体上访的苗头，及时报告市领导或有关部门，及早采取措施，使矛盾得到及时化解。1989年3月，市委办公厅信访处获悉8个企业公司的130多名离休干部因物价上涨生活困难，计划在“五一”前后到市委和市政府上访。信访处及时将这一信息报告给市领导，市领导批示信访处和市老干局作好疏导和调查工作。经过调查，发现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普遍对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离休干部生活待遇不同而不满，于是将情况向市委作了汇报。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于1989年3月26日下发《关于解决我市离休干部生活待遇几个问题的通知》，使全市企业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稳定了这些干部的情绪。

　　充分发挥基层党政机关和信访部门的作用，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是减少群众集体上访的有效方法。为把信访工作落实到基层，1988年，广州市试行了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进一步明确了各级信访部门的职责，规定处理信访问题要贯彻“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从而大大增强了基层信访部门的责任感，使60％以上的群众信访问题在基层得到解决，减少了群众越级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