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在这白色恐怖严重笼罩的日子里，又一名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广州黄花岗上。他就是龙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红八军军长的俞作豫。

　　俞作豫，号备予，广西北流人，1901年2月23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名壁阶，兄俞作柏。作豫是七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在叔伯兄弟中则排行第十三，人呼“十三叔”。作豫自小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壁阶对子女勤于教诲，时时勉励他们为人要正直、奋发向上。作豫六岁时就读于乡间私塾，业师就是姑父李云东。他和表兄李明瑞同窗数载，两人脾气相投，情同手足。

　　作豫十五岁那年，正在北流县城中学读书。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窃国大盗袁世凯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各地反袁运动蜂起，北流县城的进步师生亦组织了讨袁反日示威游行，少年作豫奋袂而起，参加了这个行列。他目睹社会黑暗、朝政日非的现实，决心投笔从戎。

　　1917年，作豫投奔在护法军桂军林虎部当连长的哥哥作柏。作柏对弟弟从军的举动很是赞许，但是又不大愿意让他年纪尚轻就过艰苦的营伍生活，于是介绍他到设在燕塘的西南护法军第二军讲武堂学习军事。作豫自此迈出了戎马生涯的第一步。

　　从1920年起，俞作豫在旧军队里挣扎沉浮了七个年头。他在讲武堂毕业后，先后在护法军、李宗仁黄绍竑定桂讨贼军、国民革命军中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此期间，他为军阀混战出过力，也为革命战争作出过贡献。他的军事才能也就是在此时显露出来的。北伐战争时期，作豫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任第三团团长，该军在北伐中担任从广西入湘，配合第四军行动的任务。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第四军独立团从正面主攻，遇到了敌人的顽抗，进攻数日尚未得手。俞作豫奉军部命令率领一个团人马从敌侧背发起攻击。他身先士卒，率队猛冲，给正面攻击部队以有力的支援。在北伐军火力前后夹击下，吴佩孚的精锐部队溃不成军，北伐军乘势攻克了贺胜桥。俞作豫所部在这场战斗中勇猛善战的表现，给北伐军将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后来回忆说，贺胜桥战役的胜利，俞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然而，像俞作豫这样有才能有正义感的青年，在旧军队是难以发展的。贺胜桥战役之后，俞作豫随部队进军江西，在德安战役中立了成功之后，却受到了桂军头目白崇禧的排挤打击。1927年7月，他以“省亲”为名，愤然离开了桂军。

　　脱离了旧军队，俞作豫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他毕竟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早在大革命初期，他的哥哥俞作柏在广州与孙中山、鲍罗廷交往时，就接受了鲍罗廷赠送的许多革命书籍，内有《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革命周刊》、《向导》等。作豫就在哥哥处阅读了这些书刊，从中吸取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打开了眼界。中国共产党也在关心着这位北伐战将。1927年7月，作豫取道上海返广西，遇到了曾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的谭寿林。谭了解了作豫的情况后，指点他到香港投奔我党组织。

　　当月，作豫即赶赴香港。他先是找到朱锡昂、陈勉恕两位共产党员。朱、陈两人知道俞作豫迫切找共产党，便多方接近、教育他、鼓励他树立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远大志向。作豫亦表示决心同旧军队彻底决裂，不回武汉，并旋即在香港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就地开展革命活动。这年的10月，正当革命处于低潮之际，俞作豫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转折。

　　1927年12月，俞作豫和朱锡昂等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同志们撤到香港。翌年，广西党组织刚刚恢复活动，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得力干部赴桂开展工作。1928年初春，作豫与朱锡昂、朱光、邱桂馨等奉命奔赴广西。回到家乡后，作豫先后任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在桂东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当时，这一带正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大革命失败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俞作豫克服重重困难，以彭湃为榜样搞农民运动。他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用通俗显浅的语言，向农民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指出农民兄弟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豪绅，才有出路。在作豫的启发教育下，这些地方的农民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参加农会。北流县十多个乡村，经过他宣传发动，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五百多人，进而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有二百多人枪。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作豫还亲自担负了改造六万大山一股绿林军的重任。他不避艰险，多次到那里做联络、启发教育工作，终于使这支绿林军加入了农民武装的行列，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

　　俞作豫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反动派的恐慌。敌人千方百计捕捉他。作豫曾三次遇险，但他每次都凭着机智勇敢化险为夷。有一次，他和一名警卫员到联络点开会，被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敌人堵在屋里，情况十分危急。他手握双枪，左右开弓，带着警卫员杀开一条血路，死里逃生。1929年初，作豫准备调离北流，走之前，在一个联络点开会布置今后的斗争任务，又被敌人突袭。作豫立即指挥同志们紧急撤离联络点，他自己化装成农民，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安然脱险。

　　1929年春，俞作豫奉党组织的命令，离开北流前往驻在武汉的表兄李明瑞部开展兵运工作。这年5月，作豫的胞兄就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作柏是国民党左派，同情共产党，李明瑞是北伐名将，颇具正义感。两人在1929年2月的蒋桂战争中，因倒桂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广西的军政首脑。俞、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在广西实行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措施，并主动要求共产党派人来帮助他们执政。中共中央趁这个时机，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等同志到广西工作，并特别安排俞作豫同俞作柏、李明瑞直接打交道。这时，广西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正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但武装力量问题尚未解决。作豫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说服李明瑞在广西开办军官学校和训练总队，训练初级军官。训练总队的负责人就是张云逸。不久，张云逸和俞作豫分别担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的大队长。他们按照党的指示，在这两个大队中加紧进行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将这两支武装力量掌握在我党手中，为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同志领导下，百色起义胜利举行。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

　　当时，龙州的局势十分复杂。这里地处边陲、崇山耸立，大量的散兵游勇和土匪出没其间祸害百姓；封建宗法势力在此地根深蒂固；法国殖民主义者亦曾霸占过这里。针对这种局面，党组织决定派俞作豫以督办身份到龙州先稳住局势，然后徐图大计，作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个艰巨的任务。他于1929年10月中旬就带领警备第五大队开到了龙州，并以龙州督办的合法身份出面理政。作豫依靠当地的贫苦百姓，开展清匪反霸斗争，果断处决了深为当地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县长黄肖鹏，接着收编，改造当地的零星武装和绿休队伍。为了纯洁队伍和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以适应起义的需要，作豫还亲自给士兵上教育深，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义开办了军事政治学校，自任校长，培训军队干部。与此同时，他在龙川大力开展扩军工作，发动青壮年参军，将原来的几百人枪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武装队伍。

　　起义前夕，邓小平到龙州向俞作豫达了党中央关于立即举行龙州起义。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八军的决定。

　　1930年2月1日，龙州军民齐集新填地广场召开大会。俞作豫在会上庄严宣布党中央的决定，宣布举行武装起义，号召龙州军民“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恰任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中国工农红军弟八军（下辖两个纵队）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诞生，由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邓小平兼红八军政委，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大会宣布了红八军的施政纲领，提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的主张。这个政纲受到龙州人民的热烈拥护。不久，龙州周围十多个县也陆续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左江革命根据地。为了协助这些县建立和巩固工农政权，俞作豫立即派红八军第一、二纵队分赴各地，组织人民开展清匪反霸、打土豪的斗争。他得知下冻乡有一支改编过来的土匪武装在头于黄飞虎指挥下进行叛乱，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便亲自率一个营前往该乡，弹压了叛乱，恢复了革命政权。

　　起义后，邓小平率领到外围作战的红八军第一纵队打到右江一带去了，俞作豫挑起了龙州军政领导的重担。他以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率领龙州人民为捍卫新生的政权而奋战。

　　法帝国主义者派出飞机在龙州附近上空侦察，还借口保护“领事权”，扬言要派雇佣军来华进行武装干涉。在俞作豫等领导下，龙州苏维埃政府根据起义政纲有关规定，宣布没收法帝国主义者在龙州非法攫取的财产和武器；处决了企图勾结帝国主义颠覆革命政权的大土豪。国民党反动政客欧文俊、闵玉达等。苏维埃政府将有不法行为的法国领事和“传教士”驱逐出境，红军战士还击落了一架前来挑衅的法机。这些措施和行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凶焰。

　　1930年3月18日，桂系军阀纠集了一个师四个团的兵力，分两路突袭龙州，俞作豫率留守龙州的第二纵队英勇抗击。战至当日下午5时，由于敌众我寡，形势于我越来越不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俞作豫果断下今突围，带队伍撤至凭祥、宁明一带，准备到粤桂边界开展游击战。无奈敌人一直尾追不舍，沿途又不断遭反动民团袭击，部队到达钦县小董一地时，基本散尽。至此，红八军的活动也告结束。

　　俞作豫身处逆境，决定去香港寻找党组织，以求得指示。他先是派人去香港联系，未果，于是亲自前往。岂料广东军阀陈济棠属下的特务组织早已侦知他的行踪，布置叛徒设下了诱捕的圈套。俞作豫到香港后，误与叛徒接头，旋即被引渡到深圳，落入了陈济棠的侦缉队手中。

　　敌人把俞作豫押解到广州后，对他软硬兼施，妄图在他身上大做文章。俞作豫坚贞不屈，始终不为所动，于1930年9月6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