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格体制改革的社会背景

　　（一）短缺经济导致的社会需求是改革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票证”流行的时代。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粮票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票证在我国一直存在了40年之久。60~70年代，主要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凭票供应。直到1981年，广州市民购买商品还需持有46种票证：买米要用粮票，买油要用油票，此外还有布票、肉票、豆腐票等等，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要凭票供应，离了票证，有钱都买不到商品，老百姓的购买范围，就看票证所能提供的范围。

　　“票证”是短缺的产儿。而导致商品匮乏的原因是多样的。建国以来，我国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排除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反映出来的观念是：公有制越纯越好，计划管理越集中越好，产品分配越平均越好。在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和管得过死的弊病，农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都是行政单位，以行政指令性的数量指标调节资源和安排生产，彼此独家经营，互不挂钩，生产与流通被严格分开，产销严重脱节，生产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按国家计划要求去组织和进行，为生产而生产。这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么卖不出去，大量积压，要么长期脱销，供不应求。此外，由于5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左”的政策，广州大撤大并商业网点，取消个体商贩，关闭农贸市场，也导致了市场萎缩，流通萧条。

　　政府应对短缺经济的政策是实行统购统销，凭证定量分配。1978年以前，每个市民每年限量供应猪肉约2公斤，蛋品1.4公斤，鱼2公斤，春节期间每户居民供应家禽1只。其实，这样的供应量也是不能保证的，由于商品短缺，市民们往往拿着票买不到东西，当时就每每有买不到鱼的市民，把当月不能兑现的鱼票寄到市领导的办公室去投诉。对于当时供求矛盾的紧张，曾任从化县革委会主任的朱森林深有感触：“广州当时要求过年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①

　　（二）价格管理体制的僵化和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是改革的原因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所有物价都由政府确定，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甚至购销倒挂，经营越多，亏损越大。就以广州市民日常消费的大宗商品蔬菜和塘鱼来说，这两宗商品都是统购派销的。塘鱼每50公斤收购价为27元，死鱼活鱼每公斤只差4分钱。农民生产鲜鱼并不赚钱，甚至还会亏本，农民就没有积极性，产量也就上不去，这就影响到市场的供应。当时居民每人每月发2角钱的鱼票，按一斤鱼4、5角钱算，一个月的鱼票还不够买半斤鱼。除了家中人口多的能攒些鱼票买整条鱼外，绝大多数市民买鱼都是切开来买。就是这样买来的鱼，往往还是死鱼，还不能完全保证供应。

　　蔬菜的情况也一样。从1958年起，广州实行蔬菜购销“五统一”：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分配，统一供应，统一价格。菜农生产的蔬菜全部交给国营收购站经营。不论品种和质量如何，蔬菜的平均收购价每50公斤不得超过5.6元。由于价格背离了价值，菜农没有了生产积极性，市场上品种单调，质量差，可食率低，政府每年都要以大量的财政补贴（1000多万元，1982年2200多万元，1984年达3000多万元）来保证包括蔬菜在内的农副产品的上市。

　　同时，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农副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的体制，人为设置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生产长期停滞。据统计，我国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是：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累积下来，从1952年到1984年32年间，我国农民无偿地向国家提供了8000亿元左右的积累资金①。而在农业生产内部，从事粮食种植的不如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从事农业劳动的不如从事工副业加工的。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搞了20年，粮食产量却20年停滞不前，1978年广州农村人年均分配只有129元，“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②

　　事实证明，计划经济下的价格体制严重抑制了生产的发展，阻碍了流通的进行，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已经摆到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二、价格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一）价格改革的起步（1979~1984年）：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这一时期，针对农副产品价格不合理的现象，逐步放开水产品市场，对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

　　1978年12月25日，广州以水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成立了全国同行中第一间国营河鲜货栈，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紧接着，又办起了咸鱼海味、塘鱼、海鲜品货栈，开展议购议销业务。这一改革措施，为打破长期以来所有商品由政府指令性定价的局面走出了第一步。1979年3月，广州又开放塘鱼、冰鲜鱼市场，允许计划外的塘鱼、冰鲜鱼上市，同年市革委会批转了水产局《关于发展城郊渔业生产的报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建设塘鱼商品生产基地等。这种种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1年，广州市养殖水面达15.9万亩，比1978年增加3.5万亩。淡水养殖总产量28.5万担，比1978年增长 56.5%。③

　　与此同时，广州又在市区开办了农贸市场，恢复了个体经营，允许渔民、渔农进城卖鱼，允许长途贩运，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单一价格、单一渠道、独家经营的流通体制，开始了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历程。

　　任何改革都伴随着风险。水产品价格放开后，塘鱼价格猛涨，从每公斤1元升至7元。其他农产品也纷纷上涨，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物价波动的第一个周期，物价最高的时候是1980年，升幅为7.2%。一时间人心浮动，市民意见很多，投诉电话甚至打到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室。也有人提出了“恢复统销包销”、“恢复凭证供应”等言论。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市领导总结了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教训，把价格上涨看成是以价值规律搞活市场不可避免的“阵痛”，把改革坚持下去。一两年后，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显示了作用。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放开，调动了郊区和四乡养鱼人的积极性，塘鱼生产节节上升，产量迅速增加，进入广州城的鲜鱼逐年递增：1978年为1.6万吨，1982年为3万吨，1983年为3.4万吨④，邻近广州的产鱼区顺德县运往广州的塘鱼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鱼的价格也逐渐回落，1983年的鱼价是每公斤3.5~4元。广州人从此结束了“食无鱼”的局面，成为全国第一个成功解决吃鱼难的大城市。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广州市民水产品的年消费量，一直居全国大城市之首。

　　1979年，广州还先后提高了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肉、禽、蛋、鱼、菜等8种副食品价格，逐步缩小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品种。

　　1984年5月23日，市农业经济学会的一些专家在沙河镇开会讨论蔬菜问题。有专家在会上提议全面放开蔬菜市场，包括不限价，不包销，国家不下达指令性生产任务，由农民按市场需要安排种植和上市，敞开广州大门，让外地蔬菜进城参与竞争。两天后，《广州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蔬菜购销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报道，文章直闯“计划种植，统购包销”的禁区，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按照价值规律重组蔬菜产销新秩序”的提议，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

　　11月1日，广州市在经过调查和试点的基础上，实行蔬菜产销全面放开。具体措施是“三放三管”：放开上市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管住种菜面积和购销网点，管住对基地菜农与蔬菜公司的优惠，管住菜区社队的“四联系”。市委还提出，蔬菜放开要达到如下要求：蔬菜数量充足，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供应正常，买卖方便；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价格水平能为群众接受；财政负担不能增加，力争逐步减少①。

　　率先放开价格，换来了市场的繁荣。各地蔬菜源源不断流入广州市场，市场供应顿时改观，上市品种从过去的10多种增加到数十种，可食率从五、六成增加到八、九成。蔬菜货源充足，每天上市量接近200万斤，上市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一些名优产品和时令蔬菜如柳叶菜心、椰菜花、番茄、园椒等蔬菜的上市量比价格放开前增加了五、六成。

　　不久后，全国首次十大城市蔬菜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广州召开，广州经验很快传遍全国。

　　同年，农产品统购派购品种从110种缩少到11种。

　　在放开农副产品价格的同时，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也逐步放开。

　　从1982年开始，价格改革从农副产品逐步转向工业产品。当年放开了1200多种工业小商品价格，包括调高了纯棉布、书报杂志价格，调低了涤棉布、化纤布、手表、收音机、黑白电视机价格，到1984年，广州已全部放开了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日用小商品价格。对大宗工业消费品价格，也先后作了重大调放。除重新划定的商品外，其余上万种品种的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生产经营企业自行定价。

　　（二）价格改革走上轨道（1985~1988年）：理顺价格，放开经营，扩大市场调节。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逐步放开价格。

　　1985年以后，价格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这年的1月和4月，广州先后放开了生猪、牛肉和全部水产品的经营，同时放宽了粮油收购政策，对原来还保留一定数量牌价供应的蛋品、家禽，也取消了牌价定量供应，全部实行议价议销。1988年10月，放开食糖价格。同时，把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取消了计划收购、计划调剂、向农户摊派交售任务、对居民（大专院校和部队除外）采取定量配给的做法。国家不再实行统购包销，让生产者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让商业部门根据市场情况组织收购和销售，让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随行就市，议购议销。除了粮、油之外，广州市农副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价格全部放开。

　　在工业方面，到1985年，列入国家计划管理的日用工业品，已由1984年的80种缩减为66种，其中实行统一价格的8种，实行浮动价格的58种。缝纫机、手表、收录机、自行车、电冰箱等大商品价格已经放开。同时放开了照相、洗染、钟表修理等经营服务价格。1986年9月1日，全国放开7种工业消费品价格，广州也随之放开。至此，广州市结束了高档日用工业品凭票证供应的历史。

　　1985年，广州市对生产资料价格，也由过去单一计划调拨价格转变为调拨价、浮动价和议价3种价格形式。钢材、有色金属、生铁、汽车、水泥、木材、化肥等18类主要物资价格已基本放开②。到1991年，生产资料75%的价格已经放开。人们说：过去企业遇到原材料供应的问题找市长，现在找市场。

　　1988年是价格改革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广州再次较大幅度地调高了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如三级稻谷、甘蔗等，有的产品还在一年内多次调升，如牛奶、食盐等，有的产品则放开由市场定价，如食糖、肥皂、洗衣粉等。1988年是改革开放10年以来价格项目出台最多、范围最大的一年，全年价格水平上升27.7%，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二个价格高涨年。

　　（三）价格改革攻坚（1989～1992年）：推进价格改革，加强价格管理，抑制通货膨胀。治理整顿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放、调、管结合，以管为主”是价格改革的取向。

　　1989年，价格政策的重点是稳定物价，广州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对60种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监控。当年价格升幅开始回落。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重大举措是放开粮价。1988年12月，为了应对从1986年开始的全国粮食因受灾减产，粮食供求紧张，粮价连年上升而导致的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市政府在市郊三元里走马岗开放了广州市第一个粮食交易市场。这个市场一出现，省内外的农民就纷纷冲破关卡运粮过来出售，因而吸引了不少省内外的粮源。有了走马岗这个粮食市场，广州市粮食供求紧张局势得以缓解。

　　1992年4月1日，广州市在粮食储备相对充裕以及对粮、油购销价格进行多次调整的基础上，继深圳特区实行粮食购销“双轨制”之后，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广州成为全国首个放开粮食销售价格的大城市。

　　粮食销售价格的放开，使广州结束了长达39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也把广州市价格体制改革推向新的阶段。至此，广州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扩大到90%，长期以来存在的价格与价值背离，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购销倒挂，经营越多，亏损越大的不正常现象得到解决。广州市民也结束了由政府定质、定量、定时供应食品的历史，所有的票证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广州的价格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三、价格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一）以改革精神和勇气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改革传统的思想和运作了几十年的计划价格模式，是突破，更是创新。广州价格改革的每一次大动作，都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放开鱼价，广州是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个。在价格改革的第二年即1980年，价格大幅度上升，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涨7.2%，物价之高居全国之冠。放开蔬菜价格也一样，而放开粮食价格遇到的压力更大。放开粮食价格后，广州出现了物价上涨高潮，且物价的上涨快于全国、高于全国，广州也由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后来随着流通放开，生产发展，商品丰富，供求关系改善，价格逐步下降。实践证明，广州放开价格的思路是对的，做法是可行的。放开价格不久，广州的市场物价甚至低于全国其他大城市，广大市民成为受惠最多的阶层。1982年和1983年，广州市物价指数上升幅度分别是0.3%和0.6%，而全国同期是1.9%和1.5%。1984年上半年，广州上升1.2%，全国上升2.1%。粮食购销市场化后，市场上粮价稳定，不久之后（1994年以后），广州的物价升幅低于全国水平。

　　（二）改革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可以调节价格和供求，促使生产者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经营者根据市场需求组织购销。而价格机制则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它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反映供求关系，在满足市场需要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的运行和资源的配置。广州的实践证明，把商品价格纳入国家管理，形成统得过死的价格体系是行不通的，应该坚决把大部分价格放开搞活，实行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机制。在改革的过程中，广州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统一的价格模式，放开了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让商品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经过改革，广州形成了开放的消费品市场、周全的服务市场和齐备的生产要素市场。

　　（三）加强宏观调控，发挥国营商业“蓄水池”的作用。

　　市场是政府工作的大局，副食品是菜篮子的主要商品，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在价格改革的同时，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防范市场失灵。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粮油和副食品风险调节基金、菜篮子物价监控体系、国有商业价格协调制度等措施，是保证全面放开后的物价平稳的有效措施。全面放开市场物价以后，广州市实行了渡淡蔬菜合同订购制和价格补贴，对肉蛋实行储备制，以供应市场，保障供给。1987年和1988年，全国一度出现通货膨胀，货源偏紧，此时，广州的国营商业便产生了“蓄水池”的作用，1987和1988年分别组织猪肉73519吨和72846吨，组织100万公斤优质海鱼和近千万元的水产品，春秋两季组织渡淡蔬菜4000多万公斤，对稳定市场、保障供应起到重要的作用。1990年前后，广州市在春秋两个淡季每年组织渡淡蔬菜达5000万公斤，冻猪肉每年储备6000～9000吨，鲜蛋储备200万公斤。在放开价格之后的十多年中，政府和国营商业的一系列措施对稳定市场、保障供给起到很大的作用。

　　（四）尊重价值规律，逐步推进改革

　　广州是全国最早进行价格体制改革的城市。广州的价格改革最早取得突破，是坚持运用价值规律办事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供求决定了价格，价格波动引导了生产，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广州放开物价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放开鱼价初期，价格大幅上升，使生产者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从而大大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持续稳定地增长。提供塘鱼给广州最多的塘鱼产区顺德县，1979～1989年的10年间，塘鱼平均亩产增长了217公斤，每年运往广州的塘鱼以10%的速度增加，从而使塘鱼价格稳中有降，1983年降到每公斤3.5元。这时，市场供应充足，供求达到了均衡，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

　　在改革中，把握时机、适时推进、逐步实行也很重要。比如放开蔬菜价格，到1984年，全面放开蔬菜价格的条件已经具备：塘鱼、水果、三鸟等农副产品价格放开，鹤洞区、黄埔区菜价试行菜价放开，为蔬菜放开经营提供了经验；菜区90%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蔬菜放开提供了物质条件；城市职工收入有了提高，能承担菜价的合理增长；广州一年四季均可种菜，为商品供应提供了条件。为了保证放开蔬菜产销政策的顺利实施，在时间的选择上也是经过考虑的。11月是秋淡之后，蔬菜大量上市，价格平稳，货源充足，放开经营不会造成市场大的震动。由于价格放开的时机选择较好，进行的速度较为合理，对价格放开以后出现的问题也作了充分估计，市民消费心理稳定，放开经营不久，市场供应逐步稳定，价格涨幅减缓。

　　但放开过程也有一时失控的情况。自1986、1987年“经济软着陆”后，1988年经济再度过热。当年政府决定“价格闯关”。在当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关于“价格闯关”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结果造成了全市的商品抢购风潮，对银行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规模、投资规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出台项目等等都对价格升降有着极大的影响。政府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监测，做好物价上涨的政策准备，做好超前的调控措施，避免物价上涨过快过猛。

　　此外，宣传和與论导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培育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沟通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和决策者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引导各方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形成理解、支持、参与改革的社会氛围，对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

　　①陈俊凤等：《广东改革开放若干问题的回顾——朱森林同志访谈录》，载《广州党史》2006年第1期，第9页。

　　①杨江：《建国以来十大经济热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②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

　　③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281页。

　　④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8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①广州市委办公厅：《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方案》，1984年11月5日。

　　②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广州年鉴社出版，1986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