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1918年10月,广州进行开埠以来首次有计划的市政工程建设——拆城筑路。三年后,广州市内完成了拆城墙筑马路,开辟城内主要干线等工程。这一系列市政基本建设,使广州初步有了现代城市的雏形。在此期间,主持拆城筑路的曹汝英功不可没。
曹汝英其人
曹汝英(1870~1924),字粲三,又作灿三,室名直方大斋,番禺人。光绪八年(1882)由文童考取广东实学馆。1885年海图馆成立,选充绘图生。1886年选入广东博学馆学习。次年博学馆改为广东水陆师学堂,设址黄埔长洲,他仍在学堂学习,兼学海军驾驶。1890年毕业后,派赴清北洋舰队“威远”练习舰实习,继派“康济”舰学习水鱼雷电学。1892年再入北洋枪炮学堂学习,次年肄业,登“定远”战斗舰任候补副。1894年,返粤任广东水陆师学堂任驾驶及演练教习等职。他擅长教学,曾著《直方大斋算草》,刊行后写为数学初学教材,很受当时学界欢迎。1909年,因其学习海军出身,调充海军筹备处第三司司长,兼一等参谋官。同年随清政府赴欧考察,赴法、德、奥地利、俄国和意大利及美国六国考察海军。1910年清政府设立海军部,任军学司司长,兼充海军司令部参谋官(即参谋长)。同年清军仿效西方军衔制,曹汝英领海军中将衔。
筹措市政
1918年10月22日,广州市政公所宣告成立,设于育贤坊禺山关帝庙内(今北京路禺山市场),为广州创办市政之萌芽。首项规划就是拆城筑路,将旧城基拆毁改建马路。而拆城筑路,第一需要财政支持,当时的广东军政府便委任财政厅厅长杨永泰兼充市政公所总办;第二怕官绅巨贾和市民反对,便委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兼任帮办。又在总办、帮办之下设立一负实责的坐办,主持市政公所事务。后由杨永泰委任财政厅官产处主任曹汝英为坐办。曹汝英曾是杨永泰就学两广大学堂时的老师。
由于拆城筑路的经费筹措主要从变卖“旗产”着手,即对市内前清旗人居屋,按市政公所定下“捐免办法”,由房屋所有人一次缴纳年租50倍或月租100倍,然后发给“地照”归其使用。此外,对西门口一带旗人聚居地,分期将旗人房产、马房、空地及街巷拍卖,价高者得,最高价的是西瓜园一段。因此,拆城筑路尚未正式动工,市政公所已筹得巨款,名为供市政建设之财政支出,受益者实为主持该项规划的官绅巨贾,曹氏亦在其中,此事暂且不谈。
市政公所下设总稽核,由商绅陈恭受兼充。另设总务科、工程科、经界科和总测绘等职能门,多为杨、魏或曹汝英的关系网人选。
力主拆城筑路
当时,广州的旧城墙多已倒塌,只残存城基。由曹汝英作出测量和规划,首先将西门一带残存城基拆除,并在墙基上筑路。沿线被指定拍卖的房屋,住户如在限期内不迁出,即令警察持挠钩套索前往督拆,如遇违抗便用武力弹压。时值春节(1919年),有人在西瓜园附近贴春联:“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拆城明日迁。”反映了市民对拆城筑路的心态。此外,还遭到教会的反对。如在一德路石室附近拆城时,石室(天主教堂)有不少产业是背靠城墙的,城墙被拆后便会割去一部分。教堂神父出面反对,借口曾与政府订有合约确定教堂产业,不让拆城。工程被迫停顿多时,后由市政公所特许该教堂在割余地段多建楼房(不限高度),才算达成协议,工程得以继续。其后,拆除市内各门城墙基,平整筑路,逐次贯通。
主持开辟新路
在拆城筑路的同时,曹汝英还在城内主持开辟马路,先后开通了惠福、德宣(今东风路)、维新(今起义路)、越华、文德、永汉(今北京路北段)等路。为了修通这些马路,势必要拆除沿线官邸民宅及货栈工场,遭到了官商、市民的抗议和阻挠,有些还强行要求改线。力主修路的曹汝英,尽管有杨永泰的支持,但还是回避了沿途数处官产、洋人或教会房产,修路只求“通”,不求“直”。如旧中华路(今解放路)原定由小市街直通出长堤,但长堤有基督教青年会和法国人开办的韬美医院(今工人医院),两处洋人出面阻挠,被迫改由靖海路转出;维新路(今起义路)弯曲不直,是由于当时海南镇守使黄志桓致函魏邦平,要魏保留“千顷书院”,不能拆除修路。另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电莫荣新、杨永泰,要求保留“梁千乘侯祠”,结果只好修改路线;按原修路规划,现文德路是靠东一些的。由于当时任潮梅镇守使的刘志陆写信给魏邦平,要求保留府学东街的“刘家祠”,魏为了迁就刘,只好修改路线,结果沿途的“府学宫”(孔教复礼师范)便要全拆,否则文德路便不能向南直开。该处主持人林泽丰是孔教会长,借口保护孔庙(府学宫原址为今市一工人文化宫),分电北京的广东籍京官,要求促杨、魏改线,还扬言要将杨、魏二人铸成铁像,跪于学宫门前示众。林不但发电,还散发传单,引起风波。经市政公所公开答辩,并向北京的粤籍官绅解释,指出所拆是靠近府学宫的文昌宫(又名万寿宫),事态始告平息。
再如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虽修得宽阔平直,当时也闹出风波。缘由西关的权贵们向视修路于西关不利,一直持反对态度,千方百计找岔子,煽动风潮反对。原来太平路的“西濠”是明渠,筑路时要改为暗渠。西关权贵们便起来反对,说渠宽数丈,遇暴雨或洪水期排泄不及,造成西关经常性水浸。如一旦改为窄小的暗渠,西关将随时水淹。纠众喧闹,施加压力,使工程一度受阻。后来,市政公所遣曹汝英,请时任广东省长的杨永泰出面,连劝带压,并规划沿渠引出数条暗渠直通珠江口,风潮才算平息。
曹汝英在主持开辟新路第一期工程期间,还仿效外国市政,开辟了数处公园,其中最大的是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该公园旧址为“巡抚衙署”,还征拆了附近数十所民房,并将吉祥路的高围墙拆除,公园周边改用铁枝围起。
广州市政公所从1918年10月设立,到1921年春改为市政厅制,三年间基本完成了拆城筑路的第一期工程,拆除城基,修成马路,开辟城内各主干马路,全部经费是变卖“旗产”所得,省府未拨一文钱,这在当时很不容易。一直主持这项工程的曹汝英,负责测绘和规划路线,并督促实施筑路计划,以其丰富的测绘算学知识和数度出洋考察欧美各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取得了广州自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工程的飞跃,崭露出广州作为现代都市的雏形,其历史功绩应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