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的两线准备

1945年，同盟国节节胜利，日敌行将失败，重庆国民党政府着手对沦陷区进行接收准备工作。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到江西省赣州，机上载着陈策、江冷、简浩然等几位军、党和教育界要员，他们下机后立即日夜兼程，到达广东省的国统区。

国民党政府对广州市的接收准备是分两条线进行的。一条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属下的广州军事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是陈策，他的手下——以杨绍元为首的一支队伍，已先期潜入敌占区广州市，架设了两个地下电台。一个设在杨绍元的家乡竹料乡，一个设在敌人心脏——伪海军司令部，跟重庆联系。另一条是国民党中央属下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江冷，他曾在1940～1942年任市党部书记长，进行过地下抗日活动。这时他重返广州，在市郊伺机行动。此外，生物学家简浩然负责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的准备事宜，他到达连平县同中山大学当局取得了联系。

局势发展之快出人意料，日军于是年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尚未正式签字，国民党正规军还远在大后方。这时，担任特派员公署警备总队长的杨绍元立即于8月15日公开露面，通知日方，要把沙面原法国俱乐部和日本人经营的“东天红”宾馆(现在的胜利宾馆)接收过来，作为该公署办公与接待之用。江冷于8月16日，率几十名武装人员，乘船在广州天字码头登陆，列队沿永汉路(现北京路)直入市区。一路上，日伪军警都不敢阻拦。许多市民站立路旁观看，惊喜交集。

二、沙面首次升起国旗

杨绍元公开身份后，立即向驻穗的日军司令田中久一发出三道命令：(1)日方派3架飞机，挂上投降标志，飞往重庆请示投降事宜；(2)命令德、意、日和法国维琪政府驻广州市的领事馆和办事机构立即降下本国的旗帜，否则中方严予惩办；(3)命令日本军人每天出动扫街，及清除战争留下的瓦砾。日方接受了这三道命令。

与此同时，杨绍元在沙面升起了自1859年沦为外国租界以来的第一面中国国旗，引来市民额手相庆。

三、伪警察局长逃跑被擒

在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尚未进城这段时间，广州市陷入“真空”状态，社会治安大乱，盗匪横行。伪广州市警察局长郭为民自知罪恶深重，穿上便衣，星夜潜逃。杨绍元得悉，立即派人追截，在一条小船上把化了装的郭为民抓了回来。郭的家属带着金银珠宝前来向杨绍元说情，请求放人，被杨坚决拒绝。后来，把郭为民送回警察局，在杨绍元派人监视下，责令其维持治安，将功赎罪。据悉，在杨绍元坚持地下抗日活动期间，郭为民未敢与杨为难，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被国民党“从轻发落”，后来肃奸时，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四、侵略者野心不死

1945年8月15日，广州市各报统一登出一篇题为“无边之恨”的社论。在这篇社论里，日本方面对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毫无半点自责之意，而对其可耻失败则抱着绵绵之恨。侵略者的野心不死，暴露无遗。杨绍元和江冷读到这篇社论，大为震怒。江冷即通过胡文虎之子胡好在广州主编的《公正报》进行调查，掌握确切材料证实是日本南支派遣军“文宣部”炮制的，立即打电话给“文宣部”，严加驳斥；他还通知各报，以后不准再次刊登日本人的文章。江冷又立即以个人名义，在广州市创办《中国日报》，编辑人员有梁俨然等，宣传同盟国胜利，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这份报纸仅存在一个月，但对打击日伪气焰，伸张中华民族正气，起到一定作用。

五、“国军”进城，“劫收”开始

1945年9月7日，国民党新一军空降部队到达广州，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也从南宁飞到广州，这天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中山纪念堂的祝捷大会上，主持人是杨绍元。江冷在当天大量印发《中国日报》，欢呼抗战胜利，马路上出现争相抢阅的动人场面。

杨绍元、江冷这两位先遣大员，此时还未敢“劫收”，但随“国军”进城的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员，却立即掀起“劫收”狂潮。日敌、汉奸搜刮到的大量财富，随即迅速落入这些“劫收者”的手上，广州人民大失所望。

至此，军事特派员公署宣告撤销，陈策任广州市市长，杨绍元任广州警备区少将参谋，后来还当过国民党省、市党部主要委员。广州解放后，杨赴台湾担任国民党某方面驻香港特派员职务。1989年3月从台湾回到大陆。江冷因不得志于有司，1947年被撤职，重操新闻业，1981年病死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