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赌业可追溯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盛行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直至新中国成立前，期间政府虽偶有禁止，但城厢内外赌风依旧。

咸丰十一年（1861），广东贡院被焚毁，官府无力修复，而省级科举考试又必须在贡院如期举行。两广总督署特许仿照澳门的做法，采取“围姓”博艺筹集资金用于修复贡院，期限两年，贡院遂得以落成。此后近90年间，以围姓作先导，凡大众化、商业化的赌式大都得到官府的钟情。

围姓是官方恩准的“公益”事业，无任何风险。它还不同于其他的赌种，非地方上的儒商不能承办。广州历任承办围姓的儒商之中，刘学洵名气最盛。他翰林出身，却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于是回粤转而经商，多次获省城围姓公赌承办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筹措海防经费，镇压义和团运动，招商承办“番摊”，设立善后局派员督办，赌禁大开。从此广州各通衢大街番摊馆林立，在广州衙署附近都有摊馆开设，门前挂着红黑字灯笼，上书“承办海防经费”，如同承办其它税捐的公司一样，受政府的保护。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广总督陶模准许区赞森、苏秉枢分别承办“山票”、“铺票”。

当时，大赌最激烈的是番摊，最普及的是彩票，彩票有山票、铺票、白鸽票。山票是以汉字取代号码，从《幼学千字文》中选出120个字，从“天地玄黄”到“遐迩一体”（中间删去“吊民伐罪”这4个不吉利的字）。投买者任意在120个字中选出15个字为一票，票值即为投买者下的赌注。投买者留下票根，若中彩可凭证领彩。彩金分一、二、三彩，投买总额的65%派作彩金。铺票以当地的商号为单位，向各商号捐借银款，所认捐的商号，均有商号刊于票底。白鸽票与山票类似，也是圈字，只是可供圈的字仅80个字。投买者任圈10个字为一票，每条赌本仅一个铜仙或三几个铜仙，所以很穷的人也会参赌。此外，还有小赌或杂赌，如牌九、麻将、天九、升官图、状元筹、十三张、十五糊、三军、候六、纸牌、诗韵、通宝等等。

然而，自开赌的第一天起，禁赌的呼声便与开赌一样炽热。

宣统二年（1910），当时身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的陈炯明与其他议员一道提议禁赌，几经讨论，决定从盐斤加价来弥补禁赌后所损失的巨额赌饷。于是在宣统三年（1911）三月初一，两广总督张鸣岐出告示正式禁赌，是日省城的番摊馆、山票、铺票公司一律关门，民众庆祝巡游，颇为热闹。直至广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公开的聚赌在这大半年算是偃旗息鼓。

1914年，龙济光入粤主政，虽不敢公然在省城招商复开番摊，但复办了山票和铺票，并美其名为“十字有奖义会”和“十五字有奖义会”，而对其部下各在防地包庇开设的番摊与其他赌博，充耳不闻，致令广州赌风又起。1915年，广州发生了百年一遇的“乙卯大水灾”。龙济光瞅住机会，指使广东巡按使李国筠以救济水灾之名义，招商承办山铺票。承商麦竹寰以年饷80万银元，独得全省山铺票承办权。

1916年，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率兵入粤，借口筹措军饷，在广州复行招商承包番摊，前清“海防经费”的名堂便成了“防务经费”。各地迅即又是摊馆林立。杂赌虽仍不准开设，但在各地恶势力的包庇下已是一纸空文，广州的赌风再次大盛。1920年秋，陈炯明打垮旧桂系，重主广东，11月下令禁赌，大赌小赌全禁。1923年滇桂军入粤后，广州又开赌禁。1928年11月陈济棠主粤后，赌风更甚。霍芝庭继续承办全省的山铺票，其月饷已上升到20万元。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后，日伪省、市政府对山铺票番摊等也先后招商承办。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广州解放，期间政府虽未招商承包赌博，但杂赌却越演越烈，烟窟赌场遍布全市街巷，可以说是“无赌不成街”、“无赌不成巷”。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全面禁赌。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高尚的文娱活动占据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旧社会的赌博游戏已逐渐成为了社会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