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仅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而且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2007年的18268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到2007年提高到13786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2007年,我国的GDP为246619亿元，居世界第四位，货物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①。广东以更是以只占全国1.85%的国土面积，创造性的贡献了全国1/8的经济总量，1/7的财政收入，2007年经济总量达到3亿，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进程还在持续稳步发展。作为“先行一步”的广东在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政策指导下，广东人本着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秉性，不唯上、不唯书，只从实际出发，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广东探索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背景

　　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经济理论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广东作为“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前沿，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上能够发挥作用，既是中央赋予广东的期望，也是广东首先放开市场、勇于实践的结果。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催生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而市场经济理论的逐步形成与成熟又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改革开放前的广东跟全国一样，经济处于极端困难局面，一直处于纳克斯所述的“恶性贫困循环之中”②。广东经济的长期停滞，既不是广东自然条件不优越，也不是广东人民不勤劳，根本原因要归咎于长期以来“左”的路线错误和僵化的经济体制。正如邓小平1977年11月17日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时，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③新中国诞生后，一方面，因为广东地处政治敏感区（香港和澳门因素）、和军事前沿区（台湾因素），保卫海边防和抵御敌对势力的颠覆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集中配置，再加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投资重点投放在了东北和“大三线”的政策取向，使广东成为了建设投入的非重点区，因此这些经济和非经济的原因，导致广东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贫困循环中。

　　现实的困境和持续不断的逃港风潮使广东全省上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种状况让干部群众感到困惑的同时也引起了大家的深思：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广东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随着讨论的深入，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冲破了“左”的束缚，开始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随同国务院副总理出访西欧五国的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带回了西欧的经验，这让省委一班人受到了很好的启发：广东省比欧洲一些大国还要大，但是经济管理权限却小的很，不能很好的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按照比较经济学O＝F(E、P、S、R、Q)（O代表经济发展绩效，E代表经济发展环境，P代表政策，S代表经济发展战略，R代表体制和规则，Q代表其他因素）的思路分析，广东经济发展的绩效（O）,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环境与优势（E）——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人口众多的侨乡优势和“敢为天下先”的经商传统，所欠缺的政策P、体制R、发展战略S，必须向中央“要权”。有鉴于此，参加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委领导人习仲勋、王全国向中央提出了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力的请求。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批准了广东划出一定区域，实施类似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让广东“先行一步”。在邓小平提出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号召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有了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尚方宝剑”，广东才得以从计划经济的躯体上“动手术”，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迈进。三十年来，广东始终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改革促发展的方针，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发展导向同步推进，这使广东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珠江三角洲也成为了亚太乃至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地区之一。

　　这样急剧变革的历史进程，使广东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史既是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成长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成熟史。

　　广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进程

　　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此限于篇幅，笔者选取几个亮点透视广东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特区建设的理论和思考、“突破重点带两头”的流通体制改革与“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国有企业改革与产权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与聚集优势等。这些都是广东经济理论界积极探索、艰辛跋涉的创新之举。

　　（一）特区建设的理论与思考。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是广东经济理论界面临的第一个改革开放、大胆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重大课题。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指出：“中央决定，对两省（广东、福建，笔者注）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①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果断决策，“从此开始了一个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试验”。②至此随着中央文件的下发，借助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广东开始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道路。广东经济理论界围绕着这一新生的事物，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先后于1982年、1985年、1988年、1990年、1993年和1996年召开了六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六次理论研讨会有“破”亦有“立”：

　　第一次理论研讨会顶住了所谓“新租界论”等错误舆论的压力，肯定了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经济特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着重研讨了经济特区的体制、改革、创新以及经济结构、发展方向等问题，为特区的正确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次理论研讨会驳斥了所谓特区建设违反“三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失败论”看法，坚定了创办经济特区的信心和决心，探讨了经济特区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特别是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第三次理论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特区建设的发展步伐；

　　第四次特区理论研讨会正值特区建设十周年时期，因此，着重总结前十年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经验，探讨下一个十年特区发展的路向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而推动特区在未来的发展中能跃上新的台阶；

　　第五、六次理论研讨会因为全国开放体系的逐步形成，特区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出现了“特区不特”的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特区如何提高整体素质，增创特区优势的新时期，着重研讨了以建设特区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构建和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增创新优势等课题。

　　30年间，研讨会出版了《前进中的中国经济特区》、《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新阶段》、《中国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迈向九十年代的经济特区》、《中国经济特区如何增创新优势》等论文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区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区建设的实践推动了特区建设理论的创新，而特区理论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又进一步指导了特区的实践。经济特区的创新价值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窗口、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它的成功建设又给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①其实，特区理论研讨何尝不是“敢闯”的结果？

　　（二）价格改革为核心的市场机制的探索

　　广东的价格改革与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价格的改革是放开市场、搞活流通的关键，价格改革带动了其他相关的改革与进步。

　　价格体制模式是经济体制模式的产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体制，这使价格长期成为单纯的核算工具，导致整个价格机制的扭曲。按照当时学界的看法，认为价格改革主要有三种方案：（1）以计划价格为主体，以指导价格、市场调节为辅的价格模式；（2）以指导价格为主体，以计划价格（指令性的）、市场调节为辅的价格模式；（3）价格市场化，以市场调节价为主体、计划价格和指导价格为辅助形式的全新的价格模式。作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将矛头指向了价格，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勇于实践，逐步摸索出“突破中间，带动两头”的改革模式。所谓中间就是指价格和流通改革，两头是指政府和企业。突破中间就是要从价格和流通改革入手。流通的核心就是价格的改革，放开价格搞活市场。这就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在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推动下，搞活了流通，形成了市场机制，为企业改革形成市场主体；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为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提供了可能。同时在改革的实践上，走出了一条“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双轨过渡、分步推进”的改革路子②。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先行一步的广东在价格改革上，可以说是呈现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广州以放开塘鱼价格为改革试点，深圳以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同步推进为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东莞、佛山、中山、顺德、海南等都积极进行了试点、探索。这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国家体改委派出詹武等为代表在1983年至1984年两次专程到广东进行调研，并在经济日报发表《广东价格改革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广东价格改革调查报告》的文章，该文充分肯定了广东的做法。

　　广东拥有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所以借鉴港澳成功的经验成为广东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思路。1984年以广东省物价局组织了部分经济理论专家对香港进行了了考察，形成并出版了《香港市场和价格》。广东依据改革开放的实践、并借助香港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开创性的形成了“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路桥建设模式。广东最早于1981年8月，由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与澳门南联公司签订了《关于贷款建设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协议书》的协议③，这实质上是在理论上认同了生产要素是商品的观点，冲破了过去不承认生产要素是商品的禁区，实践上催生了借鉴外部因素发展经济的好模式。后来这一成功的“以业养业”模式被全国各地采用，这是经过实践检验出来的市场经济新思路。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大讨论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这是对《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探索和认识的新高度，但是商品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共性和区别？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的思考和研究。在实践上，1987年前后，作为最富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产品的统派购已经从117种减到了只有3种的状态（粮、糖、烟）；工农业零售商品总值已有86.5%价格放开，即使相对滞后的广州市，其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也由1978年的208种减少到了19种，主要商品的指令性计划由几百种减到54种，物资调配由几十种压缩到至15种，④广东省1987年GDP达到844亿元，相当于1978年174亿元的3.89倍⑤，广东“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80%、90%已经放开了”。⑥这些成就的取得，也面临着“双轨制”的掣肘，一方面旧的体制集中表现为经济资源的行政计划配置，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这种‘双轨制’引发了以权谋私、‘走后门’、贪污受贿以及企业竞争和经营条件不平等等矛盾，给经济生活造成了许多困难。”⑦改革开放中的这些问题，只有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才能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⑧

　　有鉴于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迫切需要，1988年1月到12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经济学会、广东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市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6次研讨会。这六次研讨会共收到200多篇论文和调研报告，参与讨论的学者有500多人。六次系列研讨会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围绕这个主题，按照构成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流通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五个大方面的要求，分门别类地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与计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与物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与生产要素市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等问题。经过与会专家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十年改革开放的总趋势是市场取向；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构建，提出了构建“三大支柱” 的设想，即建立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建立和培育包括金融、资产、房地产、劳务、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构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格局。①

　　正当广东经济理论界大踏步进行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六四事件”的政治风波，因此广东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这场“倒春寒”并没有阻挡改革开放的步伐。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这就为打开市场经济的新局面，提供了里程碑式的解放思想的新标志！到1992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庄严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③十四大政治报告关于市场经济的内涵、市场体系的培育、改进宏观调控等的科学阐述，与1988年广东市场经济大讨论的思想不谋而合。由此可以看出，广东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四）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产权关系明晰化是建设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认为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的国有企业要“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④这样就使得产权制度改革摆在了经济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广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广东经济理论界的理论研讨与顺德县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践，形成了“两条腿走路”、协调互动开拓创的可喜景象。

　　产权制度改革理论探讨  长期以来，所有制与产权问题，是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禁区。过去片面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导致了实践上的片面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事实证明，这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人为制造的“主观愿望”。在“先行一步”的广东，产权改革也是迫在眉睫。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经济学会等14个单位组织召开的“广东省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1993年7月在南海市西樵山召开。参会的既有理论工作者，也有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界的100多人，共收到论文60多篇。按照到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安志文的说法，这是“国内第一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⑤。与会专家在产权制度改革上达成了共识，理清了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1）探讨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认为合理科学的企业产权制度是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工作。（2）对股份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从放权让利、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开始以及实施承包责任制，都没有触及产权问题。因此，“重新塑造出公有制基础上的产权结构，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核心和关键”，“股份制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最佳选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想模式”。⑥（3）探讨了改革全民所有制资产的管理体制，对现有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产权界定并进行资产评估；同时要注意产权交易只是资产形式的变化，产权流动不等于产权流失。（4）讨论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方面的问题。

　　产权改革实践试点  1992年顺德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静悄悄进行的。1994年冬，有人写文章反对，认为顺德搞的改革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引起广东省委领导的“疑虑”。广东省经济学会曾牧野、张元元、关其学、宋子和等人于1995年4月牵头组织调查组到顺德进行实地调研，充分肯定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认为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国有企业深刻改革、建立新体制的需要。顺德改革的做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概括叫做“转机建制”，即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新机制，实质上是经济体制的“脱胎换骨”。

　　主要经验是：（1）在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对公有制的具体形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顺德产权改革主要是采用了股份制形式。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造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有政府控股的、有政府参股的，也有部分股权转让给外商，还有的实行了承包和租赁的形式。顺德经过改革后，除了股份制企业外，还有原来的个体、私营企业，从而形成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2）坚持配套改革、整体推进。顺德产权制度改革，不仅与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结合起来，而且还与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相结合，这是顺德改革的一大特色。这为政企分开提供了上层建筑方面的保障条件。

　　顺德用了两年的时间集中精力进行了全面的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综合性配套改革可以说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广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的探索，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肯定。该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①的思路和党的十五大上对产权制度改革、多种所有制结构等的科学界定与广东理论界的观点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广东的探索对产权制度改革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五）以“岭南经济”论坛为载体推进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探索

　　进入新世纪后，广东经济学会认为，广东经济学界过去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上较早地进行了研究，为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现在要在“建立怎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广东经济学会从2004年以来每年都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岭南经济论坛”，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探讨。“岭南经济论坛”自2004年开办以来，分别于2004年以“市场经济与科学发展观”、2005年以“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2006年以“自主创新与发展转型”、2007年以“公共选择与社会和谐”为主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这表明广东经济学会与时俱进地紧跟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和广东的实践经验，针对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努力不懈地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并提出了新的政策建议。

　　卓炯商品经济思想是广东理论、实践创新的基础。

　　广东借助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政策优势，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靠近港澳）、海外联系（华侨纽带）、人文传统（浓厚的商业气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敢为天下先”的探索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除了上述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卓炯商品经济思想为广东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卓炯于1961年撰写《申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发表在厦门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1979年春他在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写道：“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当时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提法是‘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②1982年，卓炯写道“有的同志怕说市场经济，其实，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③。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在学习这一决定时坚定地指出：“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④正如1988年10月董辅礽在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的序言中对卓炯的学问与为人作出高度的评价。卓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受到人们的尊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气节，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经受了20多年的各种挫折和打击，但是矢志不移，勤奋著述，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并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体系。正是他的不懈探索，使他的观点在广东经济理论界以及党政干部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广东培养了一批研讨市场经济的专家学者，为广东经济理论界进行市场经济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前提与思想基础。

　　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不平凡的三十年。三十年来，经济理论的每一次探索都是压力逼出来的，都是破除阻力的结果。始自2004年“中国改革问题”的论争，就是围绕着揭示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改革中不尽人意的缺失，强调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把深化改革引向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这是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些问题和差距源于制度、体制等因素，如何探索在这些领域的解放思想，推动广东新一轮的大发展，广东经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肩负着任重而道远的责任。

　　①以上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除标记为美元外，一律为人民币计算单位）。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80228_402464933.htm

　　② 曾牧野、张元元、关其学、宋子和、马恩成主编：《广东二十年经济发展理论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③《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38页。

　　①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选编》（1979年—1982年），第18－19页。

　　②黄玲：《拓荒牛的光荣与梦想》节自《深圳党史研究论文集》，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王琢、文武汉等著：《广东改革开放评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③ 芦荻、杨建、陈宪宇著：《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④《“三人团”越过雷区》，《南风窗》，1993年第2期，总第93期，第6页。

　　⑤ 梁钊：《梁钊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第86页。

　　⑥曾牧野：《卓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1997年1月在纪念卓炯诞辰90周年会议上的主题发言，见《南方经济》1997年第2期。

　　⑦曾牧野著：《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⑧ 王利文：《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节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① 详见梁桂全主编《笔耕轨迹——曾牧野学术生涯五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203～204页和第42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373页。

　　③《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1.html

　　④《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1.html

　　⑤曾牧野、张元元主编：《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⑥曾牧野、张元元主编：《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曾牧野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第  2007年版，第103页。

　　①《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3年》，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145.html

　　② 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③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

　　④《伟大祖国的广东——广东社会科学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