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1日，在北伐战争的策源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又一次革命暴动。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这次起义，更是在城市建立工农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起点。正是从这三大起义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通过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道路。广州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广州起义中，叶挺担当着起义军事指挥部的总指挥和工农红军总司令，作为军事家，他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作为战略家，他的深远的政治眼光，也得到了后人充分的肯定。广州起义的史册上，已经为叶挺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一、 叶挺身居澳门心在广州，直到起义前的几个小时才奉命赶到广州，担任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南下到汕头，这时，周恩来染了重病--恶性疟疾，持续发高烧，处在半昏迷状态。叶挺和聂荣臻、杨石魂结伴照料，先在陆丰乡下隐蔽着养了半个月病。10月下旬，又同乘一叶扁舟，出海漂流，秘密护送周恩来到香港就医。安顿就绪后，聂荣臻就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主持军委工作。叶挺则得到党的批准，搭船到澳门，回家探亲。

　　叶挺为什么到澳门去省亲呢？原来，他的爱妻李秀文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暂住在澳门。李秀文，是叶挺身边的一位新时代的杰出女性。1923年，叶挺认识了李秀文。他喜欢她美丽聪颖，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她欣赏他胸怀大志，能文能武，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两个热血青年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当陈炯明叛变，叶挺冲出总统府只身躲到叶家祠堂避难时，李秀文冒着街头到处抓捕杀人的极大危险，给他送去一笔钱，帮他打探消息，助他躲避到香港。危难之中，两人的心贴得更紧，他们相恋了。当爱情已经成熟，叶挺却将要参加北伐。他知道上战场生死难以预测，不忍心让心爱的人牵挂。李秀文则坚决地表示：生死与共，即使下地狱，我也要跟你在一起！1926年2月，他们结为伉俪，成为革命伴侣。叶挺和李秀文是7月中旬从武汉分手的。其时叶挺率领军队前往九江、南昌，妻子因孕期将满要去上海分娩。当孩子出生时，叶挺正在江西会昌地区与敌人作战。部队到达广东以后，叶挺方知自己做了父亲，同时又听说妻子因是"叛将"的家属，在上海难以存身，也不敢回广州母亲家里，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只好带着未满月的幼儿逃到澳门。

　　在澳门与妻儿团聚的那些日子里，叶挺虽然尽情地享受着家庭的温存和天伦之乐，但是，他的那颗革命的心始终不能平静下来。因为，在此前的一个多月，叶挺在汕头听过张太雷的一次讲话。汕头失守前，新任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奉中央之命，经香港赶来汕头，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这使叶挺知晓了"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斗争方针，知晓了中央要求广东党配合起义军南下，准备在广州和广东各地发动武装暴动的重大部署。当时，南昌起义军已经面临困难，即使在那样困难的时候，张太雷仍然强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必须坚持。叶挺听了张太雷的这次讲话，怦然心动，深受鼓舞。

　　叶挺身在澳门，心系广州。每天，他都抽出时间潜心阅读报纸刊物，了解时局的变化。通过浏览报刊，叶挺了解了广州日见高涨的工农斗争形势，看出了日趋尖锐的粤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叶挺的心里更是不平静。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以后，广东省委和军委在香港召开了几次会议，专门研究广州暴动的问题。叶挺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他觉得起义军南下，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将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同时，他又担心在敌人这样强大的时候举行武装起义，很难保证取得完全成功。那些日子，他从各方面了解广州起义酝酿、准备的情况。因为省委已派人告诉过他，要他随时准备到广州去，担任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起义战斗。但他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为了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曾向张太雷建议，叶挺来广州的时间不宜过早，可以迟一些。

　　可叶挺心急如焚。因为他对盘踞广州的敌情不甚了解，对暴动的作战部署、行动路线等等，同样不甚了解。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叶挺当时那种焦急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他蹲在香港等着，直到起义的前一天，才被召回广州。以后，黄平回忆这件事时曾经讲过，他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因为叶挺回来的这么晚，许多工作来不及做，这对指挥这次大的武装行动是十分不利的。聂荣臻在回忆录里也说："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十二月十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聂荣臻回忆录》上，第84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第二版）

　　12月10日的早晨，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叶挺，大步流星来到九龙尖沙嘴车站，要搭早班车赶往广州。中午过后，火车开进了广州东站。省委常委杨殷和市委工委书记、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带着几个精干的赤卫队员，开着卡车，来接叶挺。叶挺一坐上卡车，就向杨殷、周文雍问起起义的各种准备情况。杨殷、周文雍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转眼间车子开到了叶家祠，叶挺和妹妹叶香、叶珠没说几句话，就让他们帮他找了一套适合广州时令的西裤、衬衣穿上，然后到一个秘密地点，找到了起义军参谋长徐光英。起义作战计划是经省委讨论，由徐光英综合整理做出来的。叶挺急着找他，就是要及早看看这个作战计划。在这里，叶挺比较全面地了解到敌我双方的实力情况，以及省委设想的行动方案。

　　在永汉南路（今北京南路）禺山市场陈少泉杂货店的二楼，叶挺见到了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当时可能集中起来的一部分起义部队领导骨干，其中有已经任命和拟议中的教导团长李云鹏、一营长叶镛、二营长赵希杰、三营长饶寿柏，警卫团长梁秉枢、团指导员陈选甫、连长袁耐坚和赤卫队联队长沈青、邓苏、李连，市郊农军总指挥陈道舟。这些人中有认识叶挺身的，也有没见过面的，大家不约而同，都对叶挺的到来表示欣喜。张太雷因为急着要到几个地方检查赤卫队的集结情况，只与叶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就跟周文雍一起走了。叶挺则留下来和这些将要带兵打仗的人一起进行座谈，了解更多的情况。他详细地询问了起义队伍的思想情绪，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对进攻目标的侦察，以及战斗中相互呼应、伤员救护和后勤供应等等准备情况。他边听边指点，再三强调周密侦察和因敌用兵的重要性。杨殷和徐光英又补充了一些敌情材料。调查会一直开到后半夜。通过召开调查会，叶挺对指挥作战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作为军事指挥员，叶挺这样做，虽然是临阵擦枪，但还是十分必要性的。

　　二、叶挺果断下达战斗命令，沉着指挥战斗，起义军很快占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全部、警卫团大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为骨干，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11日凌晨2时，叶挺和张太雷、恽代英、徐光英一道，由教导团连长曾干庭带路，乘车来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正在佯睡的我党内定的新任团长李云鹏，把他们引进一间房子里，坐下来休息，马上下令集合部队，开始行动。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首先除掉教导团参谋长朱勉芳。此人是最近发枪之前张发奎派来的坐探，他以特务手法监视控制部队，是起义行动的一大障碍。

　　同一时间部队静悄悄地起了床，披挂武器，传达口令，结扎红布领带，带到了操场。等全团官兵分东西两边站好队，张太雷、恽代英、叶挺大步流星走进了队伍当中的一块空地，先后发表讲话。

　　张太雷望着整齐的队列说："同志们都知道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革命的士兵和工人、农民，除了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今天我们就要举行暴动，解除广州敌人的武装，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你们这个团是暴动的主力军，你们要勇敢战斗，完成我们党交给的任务。"

　　接着，党代表恽代英发表讲话。他说："我离开你们参加南昌起义，好几个月了，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胸中也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穷怒火。在九江，在赣南，反动派两次缴你们的械，这回我们可不再交枪了，我们要暴动，要报仇，要跟反动派算账，要讨还血债！"

　　恽代英说着，指向叶挺："这是铁军叶挺，我们起义部队工农红军的总司令。现在请他给我们下达战斗命令。"

　　叶挺向前跨出一步，振臂说道："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们革命，而且肆意屠杀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武装，没有政权。这次起义，我们要夺取武装，夺取政权。起义现在开始！各营各连的进攻目标，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不变，现在依路程的远近，各营各连分头前进！"

　　凌晨3时，历史性的暴动开始了！

　　教导团1200名师生，兵分3路，奔出了四标营营门。起义的枪声首先从东较场打响。枪声一响，天字码头附近的警卫团第二营在梁秉枢指挥下，也将参谋长唐继元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先行处决，宣布了起义。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闻风而动，从各个秘密集结地奔出来，挥舞着刀枪，分别向广州市各要点突然发起进攻。

　　叶挺亲临第一线，沉着、机警地指挥作战部队进行战斗。

　　他先与李云鹏一道，跟着进攻敌人炮兵团的教导团第五连和炮兵连，向沙河燕塘疾速前进。他亲自指挥这一路，是因为：一是这里的敌人炮兵团，是由第二次北伐时投降过来的奉军炮兵旅改编的，他们拥有一批威力强大的山炮、野炮和重迫击炮。叶挺想把这此重型武器先夺过来，以便在城内巷战中，用来摧毁敌人的据点；二是沙河是广州通往海陆丰苏区的必经之路，现场熟悉一下地形，以便在起义军出现不利情况时，好从这里往东江撤退。由此可见将军的深谋远虑！

　　队伍进到黄花岗，听到东较场打响了枪，叶挺当即指挥部队："跑步前进！"当起义部队将炮兵团包围起来以后，敌人还正在房子里紧急集合。叶挺跑上就近的山坡，挥着手关照部队："赶快，赶快，天要亮了！"指战员们在叶挺的鼓舞下，占据了有利地形，一边向敌人猛烈射击，一边喊着"缴枪不杀！"这个团里也有一些来自武汉军校的左倾学生，在他们的帮助下，起义军很快地收缴了枪支，从炮房里拉出来30多门火炮，完好无损。

　　叶挺在燕塘附近巡视了一会，炮队已经整理好了。他告诉李云鹏，将五连留下来看管俘虏，并向广汕公路方向警戒，缴获的火炮由炮兵连携带进城，听候调用。布置过后，叶挺乘车进城，前往维新路（今起义路）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炮兵连随后跟进，也上了路。他们护卫马拉着的大炮快速前进，沿途老百姓夸赞他们缴了这样大的确很了不起。这时，教导团第六连派人求援来了。原来六连攻打广九车站，因守敌保安队和一个中队的英国兵据守站房顽抗，老也攻不下来，叶挺命令炮兵连派了一门山炮去打，只几炮就轰垮了敌人的工事，显示了重武器的巨大威力。

　　叶挺来到公安局时，天已放亮。这里的战斗也已结束。教导团第一营和赤卫队第一联队，在张太雷、周文雍等同志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顽抗，攻下了这个反动堡垒。打开监狱，数百名被囚禁的革命者得到解放，一片欢腾。这时，北边的观音山（今越秀山），西边的石围塘火车站，市内的各区警察署和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都已被起义军占领，除了长堤的第四军司令部等几个据点，尚有敌人抵抗以外，珠江河以北的广大市区，全部为起义军所控制。街头上红旗招展，人流涌动，几小时前笼罩着反革命阴云的广州，转眼间出现了庆祝起义胜利的欢腾景象。

　　公安局是预定的起义首脑机关所在地。楼顶上升起了铁锤镰刀红旗，门楣上悬挂起"广州苏维埃政府"横幅，起义领导人陆续来到这里。叶挺穿过人群走进一座楼房，在工农红军总司令办公室里，见到了叶剑英。叶剑英这时已脱离张发奎的第四军，公开身份，就任起义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公安局二楼，墙壁上挂了一幅广州市区地图。叶挺有时站起来面对地图，深沉思考；有时坐在长桌的一侧，听取起义部队和赤卫队负责同志的战况报告，发出各种命令。早晨6点钟，张太雷召开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决定了政府各部门的人选，通过了苏维埃政府宣言、镇压反革命和扩大红军等项决议。叶挺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总司令。

　　会议进行中，长堤一带枪声不绝，攻打第四军军部留守处等几处据点的战斗，还在进行着。长堤的第四军军部大楼打了一天，也没有打下来。这是一座濒临珠江的高层建筑物，门前道路狭窄，又有铁栅栏、障碍物和铁甲车护卫，守在里面的反革命卫队在江中军舰和南岸敌军的火力支援下，以自动火器拼命顽抗，使起义军无法接近。叶挺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攻占张发奎的这个据点上。因为它是代表广州敌人的一面旗帜。如果它垮了，就意味着江北敌人的灭亡，对麇集在河南面、珠江和沙面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势力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我们则有利于苏维埃政府开展建立革命秩序的各项工作，有利于起义部队扩大战果。如果它不垮，就会牵制我们的力量，预计的军事行动和群众工作都将无法进行。珠江岸边的这一场战斗，已成了革命和反革命较量的焦点。

　　擒贼要擒王。早晨，当珠江上的国民党军舰宝壁号、大江号挂起"张"字旗号，开枪开炮，援助四军军部的时候，叶挺就想到了起义部署上的一个重大漏洞，这就是注意了解除敌人的武装，忽略了捕捉敌人的首领。起义行动之前，许多领导同志曾经提醒过这件事，但当时一片忙乱，没能采取有效措施。这样，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朱晖日等人安然无恙地逃到珠江河南，海军和南岸敌人的参战，都是他们和河南地方势力李福林一起策划的。

　　到了下午，停泊在沙面江中的英、美、日、法等国的军舰也向长堤一带开枪，直接参加了对起义军的作战。叶挺和叶剑英急忙调动炮兵进行还击。与此同时，叶挺又亲手写了两个手令，一个写给凌津，任命他为"北江农军第一支队司令"，担任"在粤汉铁路沿线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的任务；另一个写给周文雍，要他"速即饬令农军到观音山、大北门一带警戒"。

　　为了瓦解和迟滞广九线上的敌二十五师，叶挺动员该师在广州的一位连长雷文渊前往石龙，通过北伐时的老关系运动该师七十五团参加起义军。他还派人去说服市内守卫弹药库的敌人归顺起义；督促负责管理俘虏的曾干庭，加快收编俘虏工作，以增强起义军的力量。因为缺少粮食，起义部队常常吃不上饭，赤卫队员要回家吃饭。叶挺为此又写了一个"本总司令粮食部现因需要粮食等物，须借取于商人，以资给养"的手令，派人去征粮。

　　12日早晨，起义军再次向长堤四军军部发起进攻，并很快打掉四军军部据点。此后不久，远处来援的敌军靠近广州。江南李福林部队开始乘船渡江，向江北进犯。帝国主义水兵也纷纷登陆，加入战斗。在叶挺的指挥下，守卫长堤的起义部队英勇抗击，将敌人的几艘火轮和木船击毁于江中。中午时分，来自北郊的敌人先头部队一个团，攻占了制高点观音山，使起义军受到严重威胁。叶挺得知，下令反击，教导团和炮兵部队各一部，在赤卫联队的配合下攻上山顶，夺回观音山。不久，又有一支敌军的后续部队冲上来，叶挺命令总部的副官前往督战，教导团一部和徐向前、沈青的两个赤卫联队，扼守各个要道隘口，以重迫击炮轰击敌人的后路，以水压重机枪扫射敌人的冲锋队伍，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渗透到市内的一股敌人摸到起义军总部附近，与我警卫部队发生激战时之际，叶挺挺身而出，来到总部门外，依据沙包工事，亲自指挥警卫战士和赤卫队员进行反击，将敌人击溃。

　　三、 起义军由进攻转入防守时，叶挺提出"趁敌未到，起    义队伍带上缴获的武器，与朱德工农红军汇合"的建议。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对此，作为军事家的叶挺，有清醒的认识，有准确的判断。还在起义前6小时，叶挺赶到广州参加研究部署起义的会议上，即提出，当前广州城内空虚，起义可以成功。但广州周围有十几万敌军，对我十分不利。他主张起义成功之后，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与农民运动结合。当时，这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正确主张，恐怕谁也没有听进去。

　　11日夜间，起义军总部开会研究军事形势。此时，叶挺根据我军已由进攻转入防守、粤军主力没有回到广州的具体情况，果断地提出"趁敌未到，起义队伍带上缴获的武器，与朱德工农红军汇合"的建议。（段雨生 赵酬、李杞华著《叶挺传-骁将的坎坷》第3、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叶挺认为：起义军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攻下了几十个据点，俘虏敌人2000余人，占领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已经取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胜利；广州苏维埃政府已宣布成立，苏维埃旗帜竖起来了，这些，都表明起义已经成功。现在是，敌人首脑人物出逃，正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向我反扑，西江、东江、北江的敌人必定很快回师广州。为了避免起义的部队四面受敌，保存革命力量，应当乘敌人大军来到之前，把缴获的大量武器武装参加暴动的工人，尽快扩大队伍，尽快撤出广州，撤退人员或北上，与朱德领导的二十五师余部会合，或东进，与海陆丰红二师会合，先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再图发展、壮大，等待时机。叶挺坚定地指出，起义军明天就应撤出广州，撤得越快越好！

　　叶挺提出的这个建议，无疑是深谋远虑的，从当前、从大局、从长远看，都是正确的。危急关头，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直言己见，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这个建议在会上只得到了叶剑英、聂荣臻、黄绵辉等少数人的赞成，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听到后都感到惊讶。因为在起义准备过程中，人们看到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忙于火并，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海陆丰苏维埃革命因红二师的奋斗而得到了发展，军事形势对我有利；广州工人的革命热情高涨，斗争性很强，全省农民不堪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胸中正燃烧着怒火，政治形势对我有利。普遍认为只要广州一动，各地工人、农民就会揭竿而起，从而形成一场全省范围的大革命。出于这种乐观估计，很少考虑起义成功后会失败，起义军由进攻而转入"退却"。现在大半个广州已经被我军占领，工农政权的职能正待行使，突然听到叶挺主张撤出城市，转入农村，人们的思想认识都跟不上去，甚至感到惊愕。

　　叶挺的建议，立即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诺伊曼，德国人，德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作为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助手来到中国，参与指导广州起义。当时，他只有25岁，没有多少斗争经验，又是刚到中国，不熟悉实际情况，却搬用欧洲革命占领城市的方式，指导中国革命。他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10页）；认为广州起义"只要一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革命就成功了"。（段雨生 赵酬、李杞华著《叶挺传-骁将的坎坷》第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此时，他声色俱厉地说，搞起义只能进击，不能后退；指责叶挺主张撤出城市，转入农村，是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动摇，是想当土匪流寇。（段雨生 赵酬、李杞华著《叶挺传-骁将的坎坷》第23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叶挺的正确意见，也没有引起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重视。张太雷当时只有28岁，但其革命经历很丰富。1921年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25年春调至广州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湖北省委书记，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才华横溢，威望很高。但是，他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很少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而且他渴望起义成功，渴望苏维埃政权在广州立住脚，进而扭转全国的革命形势，因此，他只重视诺伊曼的意见，对叶挺的建议未予支持。张太雷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历史地看，这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对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和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

　　因为得不到张太雷的首肯、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和多数起义领导人的支持，叶挺就不再讲话了。会议开了几个钟头，诺伊曼固执己见，不但不考虑撤退，反而下令第二天早晨重新进攻四军军部，肃清长堤的敌人，并在扩编队伍以后，向珠江南岸进军。

　　12日早晨，起义军再次向长堤四军军部发起攻击。此时，远处来援的敌军已经靠近广州城。当日黄昏时分，敌军又攻占了观音山。叶挺和聂荣臻一起到财政厅的天台上，观察各处的战斗情况。他们看到，有一股很大的敌人正从观音山上下来，拥进市内，长堤和东西市郊炮火连天，敌我又方已进入巷战，非常惨烈。聂荣臻认为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便问叶挺应该怎么办时，叶挺沉默不语。聂荣臻知道，由于诺伊曼的不切实际的批评和军事上的瞎指挥，不仅伤害了叶挺的感情，更使战局变得难以收拾，叶挺此刻的心情当然是不好的。于是，聂荣臻接着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叶挺听了之后，没有表示反对。显然，聂荣臻的话正符合他的心意。离开财政厅后，聂荣臻急忙回到总指挥部，下达撤退的命令。

　　由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起义军虽然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革命暴动失败，羊城顿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几天当中，敌人采用枪杀、活埋、火烧、水溺等各种野蛮残忍的手段，几天之内，就屠杀了五六千起义军官兵、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起义失败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象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据后来看到的书报记载，十二月十三日以后的五六天时间，敌人枉杀广州人民多达五千七百多人。看，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是多多么残忍啊！"（《聂荣臻回忆录》上，第90、91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第二版）

　　广州起义失败，叶挺急中生智，混过敌军的搜索，回到叶家祠，当夜化装成商人，带着妹妹叶珠、叶香、侄孙叶一舟和叶珠的两个孩子，分乘三部人力车，来到天字码头附近的太平沙岳母家中，躲避起来。几天之后，又化装成富商的模样，让妹妹叶珠陪伴着，闯过了广州、香港两地中外敌人的重重搜身检查，搭乘"泰山"号轮船，回到了香港。

　　被迫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海、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他们在重新积聚力量，争取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四、起义失败后，叶挺遭到国民党通缉，在党内又受到错误清算，因而愤然出走，在国外和澳门过了十年流亡生活。

　　广州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爆发的。虽然失败了，但是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的确又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它英勇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嚣张气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政策，显示了革命志士和觉悟起来的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力量，鼓舞和锻炼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但是，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叶挺认为，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相比，还是前进了一步。参加这次起义的不仅有武装的士兵，还有工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在广州升起的革命旗帜，是镰刀交叉红旗，不再沿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而且创立了工农红军的全新名称；起义军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后，随即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这无疑是无产阶级用武装的手段夺取革命政权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叶挺得出的结论是：广州起义同样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它锻炼了革命队伍，锻炼我们党，起义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但也没有完全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多久，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他来后，仍以"左"的错误思想来指导工作，不但没有能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未来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党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得以继续前进，反而严重地伤害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从1928年1月1日起，一连5天，在香港举行了清算起义指导者的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李立三对恽代英等许多领导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他硬是把持会议，通过了一个惩办主义的《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将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宣布对领导起义的九位党的高级干部，分别给以撤职、调下层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

　　叶挺没有出席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同样受到了指责和处罚。在《决议案》的政治纪律一节中，他被列为第七个受处分的人。这一条写着："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个"消极"的罪名，大概来源于叶挺在起义前，曾担心过在敌人这样强大的时候，起义不容易搞成功，倒有可能像南昌起义或1905年俄国莫斯科暴动那样，遭到再次失败，以及起义过程中他提出的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到农村的建议。

　　但是，李立三把持通过的这个决议，后来并未获准实施。

　　1928年3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去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重新处理这件事情。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第1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在分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周恩来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几个月后，这件事又闹到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和关心他的一些同志的通知，要他到苏联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叶挺便由香港搭乘远洋轮船，取道日本转赴苏联。在莫斯科，叶挺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结合起义的始末经过，对国内外广泛流传的有关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种种责难，提出了申辩，实指望党的"六大"对广州起义和他本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党的"六大"虽然通过了一个《我们的纪念日》的决定，肯定广州起义"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并规定每年12月11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号召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去纪念它，去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历史事业"，但对于起义领导者的功过是非，根本没有涉及。王明在这次会上，对广州起义横加指责。"起义时他不在广州，竟指手划脚洋洋万言地写了一篇《广州暴动纪实》。他不加分析，说叶挺在起义前夕才到广州是失职。"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94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第二版）无端的指责，使叶挺更加心灰意冷。

　　那时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机关是它的东方部。"六大"的筹备和召开，都是在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领导下，由东方部长米夫具体主持。米夫和王明等人，不仅对叶挺的申辩不予理睬，还以各种方式故意冷落叶挺。连莫斯科中山大学邀请叶挺演讲，也因兼校长米夫和王明等人从中作梗，而使他去不成。叶挺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受不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忍受不了对他的"政治动摇"的无理指责，心情十分沉痛，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又回国参加革命。

　　事实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转引自童志强著《关于新四军》第86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有周恩来为之伸冤，历史，终于为叶挺做出了公正的评价！